新的總校長是余度夫 (Mark Yudof)，律師出身，是個出色的管理人，最近六年在德克薩斯大學當校長。他在加大的首要任務應是提高加大的競爭力。加大的教學和研究都擁有很高的地位，但近年經費被削，越來越難與其他同級大學競爭人才；余度夫必須說服政府，給加大多些經費，另外又要向商界和私人籌款。有了經費，就有望聘到人才，也就可以提高競爭力。

  

       除了經費，余度夫也透露過多項工作目標，例如增加行政透明度、學生族裔多元化、以及控制學費等。這些工作都屬於管理性質的工作，反映出現代的大學系統需要的其實是一個管理人，而不是一般人想像的、以推動學風為主的校長。

  

       北大的蔡元培校長，正是以推動學風而著名。曾在北大教書的梁漱溟就說：「蔡先生的兼容並包主張，加上當時的新思潮影響，在校園裏形成了追求真理的濃厚風氣；生活在這種氣氛中，我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見北大回憶文集「精神的魅力」。)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精神可見於他聘請熊十力為北大教師之事。1921年，熊十力到南京內學院跟歐陽竟無學佛，並且開始撰寫「新唯識論」；第二年，蔡元培去內學院找人教佛學，及至見到熊十力時，熊出示他剛寫成的「新唯識論」手稿，蔡元培讀過後，就此決定聘請沒有學位、也沒有正式學歷的熊十力為北大講師。如果當時沒有這一聘請，把熊十力引到北大，日後影響超過半世紀的新儒家學派就不會誕生。(如果熊十力沒有去北大，就不會遇上北大學生牟宗三、以及他的另外兩名弟子唐君毅和徐復觀，學派自然就建立不了。)

  

       小說家楊沫的故事也反映出北大的學風。楊沫撰文說：「1932年到1935年那幾年，是我和命運搏鬥最猛烈的幾年…我從北大學生那裏得到的知識，使我與世隔絕的心扉打開了！忽然，我發現世界是這樣宏偉、壯闊、多彩多姿…」楊沫不是北大學生，卻跟一名北大男生結婚 ，住在北大紅樓附近，可說是半個北大人。在發現新世界之前，她過著「每天守在家裏、跟鍋盆碗罐打交道的日子」；在發現新世界之後，她不僅放棄了主婦的生活，更投身革命，成為一名時代青年。(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就是以北大的生活為背景。)

  

       加大新校長余度夫與蔡元培不同，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現代機構─加大十所分校一年的預算要170億元，另外還負責管理三個國家實驗室，其中之一的「洛薩拉摩斯國家核武實驗室」，一年的預算就要30億元。這樣龐大的機構，最需要的是一個超級管理人，而不是像蔡元培那樣以鑄造學風為首務的大學校長。(世界日報，4.11.2008)

       馬英九至今沒有表示是否贊成重查，這是適當做法，但仍然不夠。曾一再表示司法應該獨立的他，有必要抓住機會，向公眾表明：行政部門絕不插手司法，總統既無權也不應該影響司法，是否重查該案，由司法部門自行決定。

  

       在司法部門中，決定是否重開調查的是最高檢察署和台南地檢署，這兩個部門應在沒有任何政治因素影響下，以專業的檢察標準去決定是否重查該案。

  

       除了檢察部門，另一重開調查的途徑是：只要有人提訟 (當然須提出要求重查的理由)，法院就可以考慮是否受理有關訴訟。既然民進黨內部有人主張重查此案，以劃清該黨與此案的關係，那麼讓民進黨的代表提出有關訴訟，未必不是一個很好的安排。此案既已造成民眾對立和政黨對立，因此在政治上就有重查的必要；如果此案能夠重新調查和審訊，而調查和審訊的結果又具有公信力，就可以化解對立，消除疑慮。

  

       陳水扁政府時，不少民眾都懷疑司法不能獨立，台灣的法治因此受到破壞；即將上台的新政府，正好利用這個時機去重建司法獨立。大家都說重建經濟和展開兩岸談判是新政府的首務，但其實在內政方面，重建法治(rule of law)可能比重建經濟更為重要。

  

       一個社會要能真正推行法治，自然不是一蹴可成，必須經過長期奮鬥。法治的一個重要觀念是「讓公眾看到」 (to be seen)：法治要能行，必須人人守法，但要人人守法，司法本身就必須讓公眾相信是公平的，因此審訊和裁決除了必須具有專業水準以外，更須獨立，絕對不能受政治和黑金的影響。在完全獨立和不受任何影響的情況下，法院不斷就不同案子作出公正的裁決，這樣才可取信於民，民眾對司法有了信心，法治就可以建立。

  

       對於重建司法獨立，馬英九應訂出「行政不干預司法」的長期政策，並且利用每一個機會去重申這個政策不會改變；至於台灣司法界，也必須下定決心，去打一場長期的司法獨立戰爭。在「讓公眾看到」的原則下，那些令民眾起疑的案子--例如三一九案、國務機要費案、高官特別費案等，都必須一一清理，以昭公信。為了要達到真正的法治，司法獨立的長期戰爭是非打不可的。(世界日報，4.8.2008)

                                                                                                                       (附及：關於是否兼任黨主席的問題，馬英九應該以黨政分家的原則去處理，所以擔任總統的他，並不適合去兼任黨主席。)

       先說一新耳目。內文字體更換了，新字體很秀麗，很能配合新版的清新風格。標題所用字體也明顯與前有別，黑體線體全面進占，宋體楷體等老式字體則引退，這種改變加添了現代感。欄數、圖片和線條等都多了變化，短文也增加了 (字數看來走向精簡)，版面因此顯得較前生動。版面的寬度收窄了，但身瘦了，卻感覺不到內容減少，反而新聞因走向精簡，內容更顯得紮實。 中文報從未見過這種瘦身版，世界日報是第一份，因此格外新穎。

  

       這次改版的困難，很能反映創新的精神。從所有版面(新聞、影視、體育、副刊...) 都作了改動這一點去看，這次改版必然牽涉到全面的編輯工作--包括重新設計電腦排版方式；所有編輯人員必須適應新的作業方法，並且要為建立新風格而尋找編輯靈感 (起題、選用字體、控制字數、圖文配合等的靈感)。更難的是，北美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報系單位，都必須同步改變作業方法，其間的協調工作，並不容易。

  

       在報紙正處於困難處境的情況下推行革新，也反映了創新的精神。「網上報紙」最近三四年急速發展，搶去不少讀者和廣告，傳統報紙因此受到重大挑戰。主流大報 (包括紐時、洛時、以及灣區的舊金山紀事報和聖荷西水星報等)最近兩年每有新聞，都例必是抽調資源的消息，原因就在於所求變。世界日報這次在中文報中率先瘦身改版，創新精神表露無遺。

  

       當然，報紙的處境困難，卻不表示網上報紙終會取代傳統報紙。以前，當電視興起時，也有言論表示，小說會被淘汰，但小說現在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活力十足地繼續發展；傳統報紙也不可能被取代，因為手裏拿著報紙讀報的感覺與網上讀報的感覺有很大分別，讀報的習慣與看書的習慣一樣，都不可能被替代。可是，說傳統報紙不會被取代，並不是說它就無須應變；在受到挑戰的情況下，傳統報紙是不得不推陳出新的。(在新聞的報導和評論上，不斷提高品質的方針，當然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整體而言，世界日報這次全面改版，反映出一種敢於創新的精神；更可喜的是，這次革新又能創造一種清新紮實活潑生動的新風格，使「世界」因此變得更美麗。世界日報必將繼續走創新之路，而這次改版成功，也必將成為未來改革的精神動力。(世界日報，4.4.2008)

       那名讀者說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美國的中產階級心裏迷惘，很不快樂，而煩惱又須排解，因此只要電視、電影、小說和著作抓住這個主題，為中產階級提出排解煩惱之法，就很容易賣錢。

  

       為什麼只說是中產階級和他們的煩惱、而不是其他人的煩惱？「中產」主要以收入去界定，收入在10萬元以下 (也有研究以15萬元作為分界)、而又不至於「低收入」的家庭，都算是中產階級。在美國全部家庭中，中產家庭占了45%至49%；由於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所以中產階級又分化為「上層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如以中產階級占了45%的比例去計算，上層的中產家庭在45%中占了15%(超過1000萬個家庭)，下層的中產家庭占30%(接近3000萬個家庭)。

  

       高收入的上層階級和低收入的下層階級，當然也有煩惱，但中產階級的煩惱與上下兩個階級的煩惱有別；整體來說，中產階級的煩惱與國家政策和企業拓展等大事無關，卻與個人的工作、健康、家庭等小事有關。例如，煩惱來自工作沒有滿足感 (上層中產較重視)和期望加薪 (下層中產較重視)；也來自拼命運動，控制飲食，保住青春；更來自既要維持婚姻又要保有獨立的矛盾，以及渴望找到結婚對象同時又希望得到愛情。

  

       對於滿懷煩惱的中產階級，托爾所說的「活在當下」就很吸引，因為這個觀念代表了一條排解煩惱的途徑--只要你能夠切斷過去和未來，投降給現在，那麼過去的煩惱和未來的憂慮都可以排除，而且還有希望在當下之中找到專注和平靜。這正是托爾的書能夠賣五百萬本的基本原因。

  

       歐普拉‧溫芙蕾的節目之所以長期受到歡迎，基本上也是抓住了中產階級的煩惱這個主題。她看出托爾所說的「活在當下」，可作為排解煩惱的途徑，於是把托爾的書介紹給她的觀眾，還與托爾合作，在網上主辦心靈課程。溫芙蕾自己關心總統選舉，為歐巴瑪助選，但是她的粉絲，如果也把選票投給歐巴瑪，是因為她的緣故，並非受到歐巴瑪的影響。

  

       喜萊莉顯然更接近中產階級，她提出的政策大多針對中產階級而發 (例如，在俄亥俄州，她承諾為中產選民改善就業情況)，反而歐巴瑪與中產階級的距離較遠，比較接近年輕的一代，他改變現狀的主張就在年輕人之間激起了理想和希望的巨浪。

  

       馬英九勝選後，周美青是否繼續上班，繼續穿牛仔褲，搭公車，保持獨立，成為了熱門話題。為什麼呢？這很可能就與中產階級的煩惱有關，因為爭取女性地位，正是中產階級最感興趣的其中一個話題。(世界日報，4.1.2008) 

       托爾的走紅，與脫口秀女王歐普拉‧溫芙蕾有很大關係。《當下的力量》出版於1997年，溫芙蕾在2000年和2002年兩度介紹此書，說它是重要的心靈著作。到了本月初，她又把《新境界》選進她的讀書會閱讀名單；為了推介此書，她還與托爾合作，連續十周在網上辦心靈課程，每逢周一直播，由她和托爾對談。

  

       托爾宣揚的到底是些什麼心靈覺醒的思想？他所說的，其實很簡單，他的主要觀念是：活在當下，當人真正能夠活在當下時，好的事情就會出現 (例如平靜、愉快、去除煩惱)。(對於知道佛道兩家思想的華人讀者來說，這些一點也不陌生。)

  

       為什麼可以達到平靜和去除煩惱的心境？托爾認為，人的意識是當下的 (一剎那一剎那的持續)；我們回憶過去和思考未來，其實都是「在現在中」思考過去和未來，所以只要我們能夠放下過去和未來，投降給現在，就不會再為過去和未來擔憂煩惱，卻可以在現在中找到專注平靜。

  

       在《當下的力量》中，托爾還說到，人的自我 (ego)其實是一種永不滿足和不斷追求的慾望，而不斷的慾望又是毀滅性的力量，因此唯有放下慾望，不去追求，集中於當下，我們的心靈才會變得平靜愉快。

  

      《當下的力量》和《新境界》都是小書(分別只有二、三百多頁)，網上所載的讀後感普遍批評說，托爾來來去去只是重覆「活在當下」的觀念，這個觀念又不新鮮，書裏更未能提供具體可行、讓人進入當下的途徑。

 

       筆者認為，上述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凡是涉及心靈的文字，都是個人的感受，要從文字過渡到感受，本來就很困難；禪宗早就說過不立文字的話，儒家的王陽明按照朱子所說的話去「格物」，就一直找不到途徑。

  

       雖然如此，托爾所說的「活在當下」，仍是一種智慧，因為只要我們真的試著去放下過去和未來，不為過去的事和還未發生的未來之事而煩惱，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物上，我們就會出現很大的轉變--從「思慮過去和未來」變為「嘗試進入當下」。雖然我們仍然可能找不到進入當下的辦法，但是在不斷嘗試進入當下的情況下，我們對生活的態度就已經有了改變。

  

       例如，在活在當下的意識驅使下，我們在做事時就會盡力排除心中的一切思慮困擾，把精神集中於眼前的一件工作上，這樣當然有助我們把事情做好。又如在寫作和閱讀時，活在當下的意識會讓我們專注於眼前的寫讀，這樣也必然有助提高寫讀的效果；再如待人接物時，活在當下的意識可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別人身上，這樣也必然有助了解和溝通。(世界日報，3.28.2008)

       最外一層的角力對手，自是北京政府。馬英九在23日的記者會上說，對岸是威脅，也是機會。可以想見的是，馬政府與北京的經濟談判將會較為順利，開放讓大陸客到台旅遊的政策，將有利於台灣旅遊業，但是政治談判則會十分困難。

  

       說到底，兩岸的政治談判將無法迴避一中的問題。對於馬英九，在「不統」的政策下和在「不能讓台灣民眾感到他有賣台傾向」的情況下，必然反對一中。對於北京，在絕不能從一中原則撤退的情況下，必然把台灣與北京的關係視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即香港與北京目前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卻是台灣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兩岸的政治談判不談則已，只要展開談判，馬英九就會受到一中原則的壓制。

  

       馬英九的另外一個角力對手自是民進黨。相對於北京政府，民進黨是馬政府在台灣的內敵；從執政黨的角度去看，民進黨則是馬政府和國民黨的外敵。馬英九日後與北京的所有談判，都會受到民進黨的密切監視，都可能被批評為「賣台」。除了民進黨，民進黨背後的五百萬選民「基本盤」，對於馬英九，將是更大的壓力。

  

       民進黨敗選後，必然調整路線，在原來的「台灣主體性」主張以外，再醞釀出願與北京對話的較理性路線，希望能夠爭取「基本盤」以外的中間選民支持，以圖捲土重來。重新出發的民進黨，戰鬥力勢必加強，四年後將是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強大對手。

  

       馬英九的最大敵人，可能不是北京和民進黨，而是國民黨內的爭權者。現在選舉剛過，黨內的團結之聲當然壓倒一切，但時間一久，加上府會兩權同時掌握在手上，分化和權爭必將出現。由於前兩次總統選舉失利，所以這次才暫時團結，但選舉過後，並沒有任何證據足以顯示，過去的分化和權爭不會重現。

  

       另外，對於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國民黨內必有不同聲音(對於與大陸合作，有程度上的分別)。還有，馬英九如果按照競選承諾去積極推行「廉能政府」，國民黨內那些忍了八年、以為現在輪到自己掌權、不排除出現濫權情況的無能官員，將很有可能形成反彈暗流。

  

       總而言之，未來四年，馬英九較易於在兩岸關係和經濟取得改善，但在政治方面則內外受敵，而對於在明處的北京和民進黨，還可據理力爭，對於在暗處的國民黨內敵對勢力，將更難於處理。

  

       筆者十年前移居灣區，所住的房子建於40年前，屋頂、地板、浴室、門窗…不停要整修，真是弊病百端，一想起就頭痛。不過，屋後有一片山坡，遠處又可望到金山灣，因此仍是可以定居之地。

  

       台灣也一樣，雖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出現無數弊端，但仍是個寶地--不僅人才眾多，經濟上工農業有良好基礎，政治上又走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剛剛還掌握到以選票把貪腐無能者趕下台的寶貴民主經驗)。台灣仍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世界日報，3.25.2008)

       對於馬英九，有一種意見說，他「不沾鍋」，是「好好先生」，卻沒有能力。這個說法其實很沒道理，是一種扭曲，因為「不沾鍋、好好先生」與「有沒有能力」根本是兩回事；不沾鍋、好好先生不等於沒有能力，不沾鍋、好好先生也可以很有能力。這種意見更代表著一種顛倒是非黑白的嚴重錯誤：持這種意見的人其實把權謀手段視為有能力，又把不使用權謀手段視為沒有能力，但是權謀手段就等於能力嗎？不使用權謀手段就等於沒有能力？

      「把權謀手段視為能力」可能是台灣選舉文化中最大的「黑白講」。以權謀私和辦事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手段，這絕對不是能力的表現；如果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手段去操弄選舉和干預司法也叫做有能力，這樣的能力最好不要有。

       投票前夕，台灣上下大部分人都提心吊膽地擔心民進黨不知會搞些什麼手段去操弄選舉，這種憂慮其實是一個政黨之恥，絕對不應該是沾沾自喜的事情。試問：如果這種情況換了一個地方(例如在美國)，一個政黨的形象淪落至此，還會得到選民的支持嗎？

       泛政治化的台灣政治風氣，最需要正派從政的作風。正派，就是正直廉潔有操守。何謂有操守？一個擁有權位的人，在面臨可以以權謀私的情況下，仍然有所守，不以自己的權力去謀取私利 (黨利)，這就是有操守。但是，在謀私之風盛行的台灣政壇，有多少人能夠有所守呢？

       馬英九堅持正派從政，正是台灣最需要的從政風格，也是最好的示範。他的不沾鍋和好好先生作風，並非平庸和沒有能力，他不搞手段不弄權謀，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那些以「沒有能力」去嘲笑他的人，才真是沒有識見。至於真正的做事能力，馬英九在他的新書「沈默的魄力」裏說，他在台北市長八年任內，做了不少實實在在的事，只因不喜做秀，所以才會被視為「沒有魄力」。

       本欄前三篇分別從理性、民主和價值觀三方面論述馬英九其人，但如果說到他最鮮明的從政風格，都不如這篇所說的正派從政作風。筆者深有所感的是，從政者必須以為人作基礎，如果在為人方面不能端正方向，不能以正派從政為志，那麼又何以能夠為社會服務？「先為人後從政」的原則是必須堅持的，否則，政壇充斥著沒有操守、立身不正、不擇手段的人，政治又怎能上軌道？

       堅持正派從政的人，必然會為自己帶來麻煩，增加工作的阻力，但是這種作風卻是從政的正途，是絕對少不了的。欲行之久遠的政治家，如果先立好做人的原則，廉潔自持，然後光明正大地，為民眾的利益制訂政策，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一一訂出施政計畫，再全力以赴去推行，這是千秋不易的道理。(世界日報，3.21.2008)

      「西方的現代價值」指的是什麼？就是人所共知、像民主、自由、法治、公平、人的尊嚴、人人有平等自由的發展機會等這些現代社會的共同基本價值。台灣當然可以並且應該發展這些基本價值，但這些價值卻不就是台灣價值，兩者之間是要辨別的。

      「中國文化的價值」指的又是什麼？例如，重視家庭和教育的價值觀念，就來自中國文化；美國的華裔人士最清楚這一點，因為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華裔比其他族裔更重視家庭和教育，相比之下，白人、西裔和非裔等族裔就遠遠不如。

       從中國文化能為現代社會提供重要價值 (例如重視家庭和教育)這一點去看，「去中國化」的政策，實在沒有道理，也不值得支持。如果「去中國化」指的是去掉中國共產黨的一黨控制和推行民主政治，那當然是對的；但如果「去中國化」是指去掉中國文化，那就很沒道理，因為中國文化就是台灣的根源，去掉了根源，台灣還剩下什麼呢？台語也是中文語言之一，台語所用的文字，也是中國字，而「去中國化」卻要去掉中國語言和文化，那不是很矛盾嗎？

       馬英九的價值觀其實很中國化，例如他很尊敬自己的父親馬鶴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馬鶴凌兩年多前去世時，馬英九寫文章悼念父親，他說父親「一身傲骨，兩袖清風，滿腔熱血，全身活力。他留給我們子女的是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和價值，這都是我們子女最值得保存的資產。」馬英九這種對父親的感情和重視父親所教的價值，都很中國化。

       上面說過重視家庭和教育都是中國文化的影響，馬英九除了對父親的感情很中國化，他自己用功求學，重視兩名女兒的教育，以及在這次選總統的政綱中強調教育的重要--執政者必須為台灣的新世代提供良好健全的教育，都反映出他保留了中國文化重視教育的價值觀。

       對於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等的現代社會基本價值，更是深受法理教育的馬英九的當然主張。馬英九認為，台灣過去20年的政治發展，只能算是「第一階段的民主改革」，在這個第一階段中，雖然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等重要工作，但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例如分權制衡和法治等，卻未得到實現，以致政治人物違法濫權，社會卻不能對之有所制裁。因此，台灣政治必須進行「第二階段的民主改革」，以實現分權制衡和司法獨立不受行政干預等的民主政治重要機制。

       可以想見的是，在馬英九的價值世界裏，西方現代價值和中國文化價值是互相結合的，絕對不會因「去中國化」的政策而隨風起舞，丟棄中國文化裏的良好價值。(世界日報，3.18.2007)

       為什麼說台獨思想替代不了民主思想？這樣說並不只是因為台獨運動不能為台灣帶來出路，更因為台灣的「主體性」，不在於把國名改為「台灣國」的台獨運動，而在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的發展。

       關於台獨運動不能為台灣帶來出路這一點，我們可從兩岸關係、台美關係因台獨運動而變得緊張看得出來；另外，台灣的經濟也因為陳水扁政府只顧台獨不顧經濟而停滯不前，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而下降。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關於台灣的主體性在於政治和經濟等的發展這一點，可以這樣去解釋：每個人都追求自立(沒有人要過不能自立的人生，所以人必求自立)，而人自立的最基本條件，就是政治自立(管好自己)和經濟自立(自已可謀生)。這種自立的要求也可用來說一個地方，中共再強大，也不能阻止一個人或一個地方追求自立。對於台灣來說，這種「人貴自立」的追求，絕對不是要把名字改為「台灣國」，而是要求政治經濟的自立和發展；從政治方面去說，就是落實和發展民主制度。只有在民主制度越落實越發展的情況下，台灣的政治主體性才會越堅實，越能顯示出來。(經濟方面也一樣，經濟越發展，經濟主體性才會越顯示出來。)

       為什麼會說馬英九是民主派？從台大到哈佛，馬英九的最主要教育就是法理教育，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應是他從政的最主要原則，而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這種價值又必須在民主制度之中才能存在，所以從這裏就可以知道，馬英九必然是個民主派。馬英九的民主法治從政原則，也是經得起檢查的--我們只要檢查他在台北市長八年任內的表現，就可知道他不搞利益輸送和不搞貪污舞弊。

       說馬英九是民主派的一個更重要根據是：他主張把「有關台灣前途的重大決策」都交由選民公投決定 (例如國統綱領)，這是以民為主的民主政治最重要原則。既然一切關於台灣前途的重要決策都交給選民去決定，那麼「賣台」的情況就不致出現。以兩岸談判來說，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和「各自表述」，又堅持必須在「尊嚴」、「互不否認」、「不能矮半截」、「先撤飛彈」的情況下，才展開談判，這都是以台灣民眾利益為依歸的取向。在民主的原則下，台灣的前途不能由一黨一人 (總統)去決定，而是由選民去決定；選民是有智慧的，也是在處理政治事務時必須信賴的力量。不是嗎？只要看今年1月的立委選舉，就可以知道台灣選民在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已迅速成長，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在馬英九的民主國度裏，行政不會去干預司法和立法 (因此釐清三權關係，總統絕不插手司法)，選舉必力求公平公正 (因此不容操作)，政府必盡力維持廉潔 (因此不搞利益輸送和貪腐舞弊)；除此以外，這個民主國度還必然與共產主義劃清界線，卻又沒有台獨的市場。(世界日報，3.14.2008)

       馬英九在選戰中常用的一個觀念是選戰要有品質，用他的話說就是，不要降低選戰的品質。馬蕭提倡「兩岸共同市場」，對手把這項主張說成為「一中市場」，有嚴重的抹紅傾向。馬英九在辯論中回應說，這是扭曲，降低選戰品質。扭曲就是不理性，不講理；選戰雖是「各自表述」，各說各話，但也不能違反理性。另外，講求理性，也就是講求事實；對方爆料，說馬持有美國綠卡，擁有美國國籍，又說他妻子在哈佛偷報紙，對於馬英九來說，這些都不是事實，所以他期望對手不要再「烏龍爆料」，降低選戰品質。至於陳水扁過去不擇手段、務求達到勝選目的的選舉操作，當然是降低選舉品質的不理性手段。

       理性主義不同於理想主義。美國總統參選人歐巴瑪可以說是理想主義者，他打選戰，特別強調「改變」這個口號，不過，他的支持者很少能夠說得出他的政策，也難以說出他到底要改變些什麼，支持他就是因為要「改變」。馬英九也說「改變」--改變陳水扁政府的一切，不過，馬英九的選戰給人的印象卻是：有具體政策，不空提改變。例如，在經濟方面，馬蕭提出了12項建設、產業再造及兩岸共同市場等計畫。在競選議題與具體政策之間，馬英九更重後者，顯然要以具體政策去爭取選民支持，而不是以「改變」的口號去吸引支持者。這就是理性的表現。

       馬英九不像歐巴瑪，反而較像喜萊莉，他與喜萊莉不僅強調具體政策 (喜萊莉一直說歐巴瑪沒有提出具體的健保改革政策)，而且強調當總統要有經驗和能力；經驗和能力就是理性的要求。馬英九在辯論中說，他當台北市長時，跟中共打過外交戰，所以有經驗，知道陳水扁的「烽火外交」行不通；他選擇蕭萬長為拍檔，當然是要借助蕭萬長的經濟能力。

       馬英九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尤其具有理性務實的色彩。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在互不否決、顧及尊嚴的情況下，展開務實的談判；這種務實的取態，跟台獨的理想取向截然不同。在國防方面，馬英九主張強化國防力量，但致力於維持現狀，避免戰爭，並且爭取兩岸對話；至於國防預算，則要顧及各方面的需要 (國防需要、政府財力、兩岸關係和民意走向)，才審慎訂策。這種兼顧各種因素和審慎訂策的取態，正是理性的傾向。

       理性傾向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中有些什麼意義？陳水扁的政治路線傾向於台獨的理想主義，政策的釐定離不開台獨理想的考慮，台灣的實際需要因此而被忽略；務實的理性主義，正是醫治台獨理想主義的良藥。台灣近年因台獨理想主義而出現政治過熱，現在正好以務實的理性主義去冷靜一下。

       在馬英九設計的政治國度裏，是無需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的，也無需政治概念去作為理想，而只需要理性、經驗與務實--在政治事務的海洋裏，如要穩定前航，最好的辦法就是根據事實和經驗，去作出理性的決策。(世界日報，3.11.2008)

       在投票前，她已11連敗，德俄兩州的民調又顯示歐巴瑪再度上演後來居上的戲碼，輿論也一面倒地傾向歐巴瑪，甚至出現迫她退選的壓力。

  

       但喜萊莉不為一面倒的輿論所動，堅持奮戰下去。她改變策略，向歐巴瑪發動勇猛的批評--批評歐巴瑪經驗不足，在國家發生危急大事時，難當三軍統帥。她又選擇在失業率高、經濟破產的俄州進行反攻，看準歐巴瑪的理想主義在這裏難受歡迎，以現實主義 (承諾為民眾爭取就業機會、醫療保險、以及改善經濟)爭取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

  

       4日的投票結果，除了顯示美國選民對歐巴瑪的「改變」訊息未完全信服，也顯示美國選民對喜萊莉和她的「治國必需經驗」訊息沒有完全拒絕；更重要的是，這次投票結果顯示了：喜萊莉能夠在劣勢下奮戰和反攻，並且能夠贏得勝利。

  

       喜萊莉連贏德俄兩大州，更使美國選民對她贏取「大州」的能力刮目相看--她拿下加州、紐約州、新澤西、麻州、以及現在的德俄兩州。相對之下，歐巴瑪雖然贏得較多的州，卻不能在大州中勝出。民主黨現在已不得不重新考慮贏取大州對11月大選的重要性。

  

       4日的一役，使喜萊莉的選戰得以繼續下去--下一輪大戰是4月22日的賓州初選。在未來的選戰中，喜萊莉當然會繼續發揮她的奮戰精神(黨代表票仍然落後給歐巴瑪)，而美國選民也因為她在俄德兩州所展現的奮戰精神而對她作出新的評估。(世界日報，3.5.2008)

       那麼，喜萊莉會贏還是輸？投票前最後三天的民調顯示，喜萊莉在俄州的支持度仍然些微領先，但在德州卻已被歐巴瑪趕過--雖然也只是些微落後。另外，在同一天舉行初選的羅德島和維蒙特，喜萊莉也分別領先和落後。這種民調情況顯示，德俄兩州的選情吃緊，因此投票結果不易出現大勝大負的局面。

  

       在俄州，喜萊莉選前發動馬拉松式全州拉票行動，並且針對工人階層選民發出為他們爭取福利的訊息；跡象顯示這個策略起了效應，在選前三天所做的追蹤民調顯示，她的支持度回穩，不再像過去兩周那樣被歐巴瑪急起直追。整體來說，喜萊莉在俄州取勝的機會較大。

  

       在德州，歐巴瑪在選前數天向西裔選民發動攻勢，企圖攻進這個被視為喜萊莉賴以取勝的票源；跡象顯示，這項攻勢起到了作用，年輕的西裔選民有所鬆動。因此，喜萊莉在德州失利的可能性較高。

  

       除了俄德兩州很可能有勝有負之外，喜萊莉在羅德島和維蒙特也可能有勝有負--贏羅德島但輸維蒙特。因此，在周二投票後，局面並不是截然明朗的勝或負，而是有勝有負的複雜情況。

  

       由於德俄兩州可能不易出現大勝大負的情況，所以喜萊莉希望大勝，藉此追回已落後給歐巴瑪的黨代表票數目，也變得難以實現。根據選前她落後100至130張黨代表票的情況去看，她至少要在德俄兩州贏得60%的黨代表票，才能追平歐巴瑪。如果她在德州失利，所輸的票數比例在10%以上 (已是大敗)，那麼，黨代表票的落後幅度將會擴大。(註：德州有228張黨代表票，俄州161張，羅德島32張，維蒙特23張。)

  

       在有勝有負和勝負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喜萊莉將無須退選；不過，由於無法大勝和無法追平歐巴瑪，所以她仍將處於落後的劣勢，而劣勢又難免引來要求她退選的壓力。

  

       要求她退選的壓力，主要來自三類民主黨人，一是歐巴瑪陣營和他們的支持者，二是一些非裔的超級黨代表，三是一些喜萊莉的支持者--那些認為初選拖延下去將不利民主黨在大選爭勝的黨內知名人士。這些人會私自要求她退選，如果她不願意，他們就會公開表態，投向歐巴瑪。

  

       籌款落後也很可能成為退選的因素。喜萊莉在1月和2月的籌款都不及歐巴瑪；1月是1400萬元與3500萬元之比，2 月是3500萬元與5000萬元之比。如果喜萊莉在周二的投票中不能挽回劣勢，她的籌款就會受到影響，退選的壓力也會加強。

  

       總之，喜萊莉必須在周二取得大勝--不只是小勝，才能夠扳回劣勢，在黨代表票的數量上追平歐巴瑪。但是，大勝的機會卻不高，投票結果很可能是有勝有負的混合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就算選戰再打下去，強勢已成的歐巴瑪，仍是最終贏得提名的人。(世界日報，3.4.2008)

       喜萊莉陣營的如意算盤是，在下周二的投票中，一舉拿下兩州，挽回11連敗的頹勢，然後挾著勝果，在4月22日再取賓州(下一個重要戰役)，這樣就可讓眼前已出現退選危機的喜萊莉起死回生。如果不能大勝，只要在兩州小勝，也可一挫歐巴瑪的氣勢。對於喜萊莉來說，下周二的德俄兩州戰役，將是背水一戰，如果戰敗，將有被迫退選的危機。

  

       不過，上述的希望很可能落空，因為歐巴瑪強勢已成，選戰的時間越長，他的形勢就越強，喜萊莉的形勢則越弱；另外，美國選民已普遍地把歐巴瑪視為希望和改變的象徵，喜萊莉對他發動的任何攻擊，都好像起不了作用，沾不到他的身上(雖然他欠缺經驗確是事實)。

  

       本欄在2月5日「超級星期二」投票前夕，已分析過歐巴瑪的強勢，並且估計喜萊莉雖然可在超級星期二中拿下加州和贏得一時的優勢，但選戰越發展下去，歐巴瑪的氣勢則越盛，民主黨的提名最終將落在他手裏。這種分析現在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