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十所分校、44萬師生、全國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統的加州大學，最近找到了新的總校長，校方給他82萬8000元的薪酬 (還未包括搬家費、健保費和退休金)，成為全國高等教育機構中最高薪的五名人士之一。薪金那麼高 (州長也只有20多萬元)，而且十所分校又各有校長，總校長到底是做些什麼工作的呢？
新的總校長是余度夫 (Mark Yudof)，律師出身，是個出色的管理人，最近六年在德克薩斯大學當校長。他在加大的首要任務應是提高加大的競爭力。加大的教學和研究都擁有很高的地位，但近年經費被削，越來越難與其他同級大學競爭人才；余度夫必須說服政府，給加大多些經費，另外又要向商界和私人籌款。有了經費，就有望聘到人才，也就可以提高競爭力。
除了經費，余度夫也透露過多項工作目標，例如增加行政透明度、學生族裔多元化、以及控制學費等。這些工作都屬於管理性質的工作，反映出現代的大學系統需要的其實是一個管理人，而不是一般人想像的、以推動學風為主的校長。
北大的蔡元培校長，正是以推動學風而著名。曾在北大教書的梁漱溟就說：「蔡先生的兼容並包主張，加上當時的新思潮影響，在校園裏形成了追求真理的濃厚風氣；生活在這種氣氛中，我怎能不向上奮進呢？」 (見北大回憶文集「精神的魅力」。)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精神可見於他聘請熊十力為北大教師之事。1921年，熊十力到南京內學院跟歐陽竟無學佛，並且開始撰寫「新唯識論」；第二年，蔡元培去內學院找人教佛學，及至見到熊十力時，熊出示他剛寫成的「新唯識論」手稿，蔡元培讀過後，就此決定聘請沒有學位、也沒有正式學歷的熊十力為北大講師。如果當時沒有這一聘請，把熊十力引到北大，日後影響超過半世紀的新儒家學派就不會誕生。(如果熊十力沒有去北大，就不會遇上北大學生牟宗三、以及他的另外兩名弟子唐君毅和徐復觀，學派自然就建立不了。)
小說家楊沫的故事也反映出北大的學風。楊沫撰文說：「1932年到1935年那幾年，是我和命運搏鬥最猛烈的幾年…我從北大學生那裏得到的知識，使我與世隔絕的心扉打開了！忽然，我發現世界是這樣宏偉、壯闊、多彩多姿…」楊沫不是北大學生，卻跟一名北大男生結婚 ，住在北大紅樓附近，可說是半個北大人。在發現新世界之前，她過著「每天守在家裏、跟鍋盆碗罐打交道的日子」；在發現新世界之後，她不僅放棄了主婦的生活，更投身革命，成為一名時代青年。(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就是以北大的生活為背景。)
加大新校長余度夫與蔡元培不同，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現代機構─加大十所分校一年的預算要170億元，另外還負責管理三個國家實驗室，其中之一的「洛薩拉摩斯國家核武實驗室」，一年的預算就要30億元。這樣龐大的機構，最需要的是一個超級管理人，而不是像蔡元培那樣以鑄造學風為首務的大學校長。(世界日報，4.11.2008)
馬英九當選後，要求重查三一九案的聲音一直未停止過。三一九案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對台灣的司法獨立有著重大影響，因此必須慎重處理。基本上，處理此案的原則是：總統和政黨都不應插手，更不應干預，必須讓司法自行決定是否重開調查。對於總統當選人馬英九，更須明確表示，他和他的政府絕不干預司法，因為司法獨立比什麼都重要。
馬英九至今沒有表示是否贊成重查，這是適當做法，但仍然不夠。曾一再表示司法應該獨立的他，有必要抓住機會，向公眾表明：行政部門絕不插手司法，總統既無權也不應該影響司法，是否重查該案，由司法部門自行決定。
在司法部門中，決定是否重開調查的是最高檢察署和台南地檢署，這兩個部門應在沒有任何政治因素影響下，以專業的檢察標準去決定是否重查該案。
除了檢察部門，另一重開調查的途徑是：只要有人提訟 (當然須提出要求重查的理由)，法院就可以考慮是否受理有關訴訟。既然民進黨內部有人主張重查此案，以劃清該黨與此案的關係，那麼讓民進黨的代表提出有關訴訟，未必不是一個很好的安排。此案既已造成民眾對立和政黨對立，因此在政治上就有重查的必要；如果此案能夠重新調查和審訊，而調查和審訊的結果又具有公信力，就可以化解對立，消除疑慮。
陳水扁政府時，不少民眾都懷疑司法不能獨立，台灣的法治因此受到破壞；即將上台的新政府，正好利用這個時機去重建司法獨立。大家都說重建經濟和展開兩岸談判是新政府的首務，但其實在內政方面，重建法治(rule of law)可能比重建經濟更為重要。
一個社會要能真正推行法治，自然不是一蹴可成，必須經過長期奮鬥。法治的一個重要觀念是「讓公眾看到」 (to be seen)：法治要能行，必須人人守法，但要人人守法，司法本身就必須讓公眾相信是公平的，因此審訊和裁決除了必須具有專業水準以外，更須獨立，絕對不能受政治和黑金的影響。在完全獨立和不受任何影響的情況下，法院不斷就不同案子作出公正的裁決，這樣才可取信於民，民眾對司法有了信心，法治就可以建立。
對於重建司法獨立，馬英九應訂出「行政不干預司法」的長期政策，並且利用每一個機會去重申這個政策不會改變；至於台灣司法界，也必須下定決心，去打一場長期的司法獨立戰爭。在「讓公眾看到」的原則下，那些令民眾起疑的案子--例如三一九案、國務機要費案、高官特別費案等，都必須一一清理，以昭公信。為了要達到真正的法治，司法獨立的長期戰爭是非打不可的。(世界日報，4.8.2008)
(附及：關於是否兼任黨主席的問題，馬英九應該以黨政分家的原則去處理，所以擔任總統的他，並不適合去兼任黨主席。)
世界日報幾天前開始全面革新版面，變革以後，版面變得比前清新，整份報紙呈現一種新風格，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在改版前，報上早有預告，而且在新版見報當天 (1日)，社論和「金山人語」也有所論述，不過這次改版所表現的創新精神，還是值得一談。
先說一新耳目。內文字體更換了，新字體很秀麗，很能配合新版的清新風格。標題所用字體也明顯與前有別，黑體線體全面進占，宋體楷體等老式字體則引退，這種改變加添了現代感。欄數、圖片和線條等都多了變化，短文也增加了 (字數看來走向精簡)，版面因此顯得較前生動。版面的寬度收窄了，但身瘦了，卻感覺不到內容減少，反而新聞因走向精簡，內容更顯得紮實。 中文報從未見過這種瘦身版，世界日報是第一份，因此格外新穎。
這次改版的困難，很能反映創新的精神。從所有版面(新聞、影視、體育、副刊...) 都作了改動這一點去看，這次改版必然牽涉到全面的編輯工作--包括重新設計電腦排版方式；所有編輯人員必須適應新的作業方法，並且要為建立新風格而尋找編輯靈感 (起題、選用字體、控制字數、圖文配合等的靈感)。更難的是，北美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報系單位，都必須同步改變作業方法，其間的協調工作，並不容易。
在報紙正處於困難處境的情況下推行革新，也反映了創新的精神。「網上報紙」最近三四年急速發展，搶去不少讀者和廣告，傳統報紙因此受到重大挑戰。主流大報 (包括紐時、洛時、以及灣區的舊金山紀事報和聖荷西水星報等)最近兩年每有新聞，都例必是抽調資源的消息，原因就在於所求變。世界日報這次在中文報中率先瘦身改版，創新精神表露無遺。
當然，報紙的處境困難，卻不表示網上報紙終會取代傳統報紙。以前，當電視興起時，也有言論表示，小說會被淘汰，但小說現在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活力十足地繼續發展；傳統報紙也不可能被取代，因為手裏拿著報紙讀報的感覺與網上讀報的感覺有很大分別，讀報的習慣與看書的習慣一樣，都不可能被替代。可是，說傳統報紙不會被取代，並不是說它就無須應變；在受到挑戰的情況下，傳統報紙是不得不推陳出新的。(在新聞的報導和評論上，不斷提高品質的方針，當然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整體而言，世界日報這次全面改版，反映出一種敢於創新的精神；更可喜的是，這次革新又能創造一種清新紮實活潑生動的新風格，使「世界」因此變得更美麗。世界日報必將繼續走創新之路，而這次改版成功，也必將成為未來改革的精神動力。(世界日報，4.4.2008)
上篇介紹了正在美國走紅的「心靈導師」兼作家艾克哈特‧托爾 (Eckhart Tolle)，說到他那本《當下的力量》 (The Power of Now)，雖反反覆覆只寫「活在當下」這個觀念，卻賣出了五百萬本。文章得到不少回應，其中一名讀者的留言說：一句「活在當下」，就可賣五百萬本，可見人心迷惘，不快樂的人真多。
那名讀者說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美國的中產階級心裏迷惘，很不快樂，而煩惱又須排解，因此只要電視、電影、小說和著作抓住這個主題，為中產階級提出排解煩惱之法，就很容易賣錢。
為什麼只說是中產階級和他們的煩惱、而不是其他人的煩惱？「中產」主要以收入去界定，收入在10萬元以下 (也有研究以15萬元作為分界)、而又不至於「低收入」的家庭，都算是中產階級。在美國全部家庭中，中產家庭占了45%至49%；由於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所以中產階級又分化為「上層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如以中產階級占了45%的比例去計算，上層的中產家庭在45%中占了15%(超過1000萬個家庭)，下層的中產家庭占30%(接近3000萬個家庭)。
高收入的上層階級和低收入的下層階級，當然也有煩惱，但中產階級的煩惱與上下兩個階級的煩惱有別；整體來說，中產階級的煩惱與國家政策和企業拓展等大事無關，卻與個人的工作、健康、家庭等小事有關。例如，煩惱來自工作沒有滿足感 (上層中產較重視)和期望加薪 (下層中產較重視)；也來自拼命運動，控制飲食，保住青春；更來自既要維持婚姻又要保有獨立的矛盾，以及渴望找到結婚對象同時又希望得到愛情。
對於滿懷煩惱的中產階級，托爾所說的「活在當下」就很吸引，因為這個觀念代表了一條排解煩惱的途徑--只要你能夠切斷過去和未來，投降給現在，那麼過去的煩惱和未來的憂慮都可以排除，而且還有希望在當下之中找到專注和平靜。這正是托爾的書能夠賣五百萬本的基本原因。
歐普拉‧溫芙蕾的節目之所以長期受到歡迎，基本上也是抓住了中產階級的煩惱這個主題。她看出托爾所說的「活在當下」，可作為排解煩惱的途徑，於是把托爾的書介紹給她的觀眾，還與托爾合作，在網上主辦心靈課程。溫芙蕾自己關心總統選舉，為歐巴瑪助選，但是她的粉絲，如果也把選票投給歐巴瑪，是因為她的緣故，並非受到歐巴瑪的影響。
喜萊莉顯然更接近中產階級，她提出的政策大多針對中產階級而發 (例如，在俄亥俄州，她承諾為中產選民改善就業情況)，反而歐巴瑪與中產階級的距離較遠，比較接近年輕的一代，他改變現狀的主張就在年輕人之間激起了理想和希望的巨浪。
馬英九勝選後，周美青是否繼續上班，繼續穿牛仔褲，搭公車，保持獨立，成為了熱門話題。為什麼呢？這很可能就與中產階級的煩惱有關，因為爭取女性地位，正是中產階級最感興趣的其中一個話題。(世界日報，4.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