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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色以後的李安(下)

       上篇說到,李安自1995年至今所拍的七部電影,全是改編之作;如果從電影作者的角度去看,他應回到創作之路上。今天續談他該走怎樣的創作之路。

  

       自1995年拍「理性與感性」起,李安就走上改編之路 (主要是改編英美小說),這種選擇當然與投資和市場的考慮有關。由於「理性與感性」受到歡迎,李安於是成功打開好萊塢之門,而改編性質的英語片,也就成為他日後拍片的固定方式;這種方式即所謂的國際路線,其實也就是美國路線。但是,如果李安現在要回到創作,那麼這種美國路線還可以走下去嗎?

  

       1995年以後,李安也拍了兩部華語片「臥虎藏龍」(2000年)和「色,戒」 (2007年),這都是李安在走美國路線之餘不能忘情華語片的證明--無論是在「冰風暴」(1997年)和「與魔鬼共騎」 (1999年)以後的電影事業低潮之中,或者在「斷背山」 (2005年)以後的電影事業高潮裏,李安的華語片情意結都找到表現的機會。但是,如果李安現在要回到創作之路,那麼華語片路線還可以走下去嗎?「色,戒」在美國市場受到挫折,反映出「臥虎藏龍」在美國創下的華語片票房紀錄(四千萬美元),只屬偶然,並不容易重現;另外,「色,戒」這部電影也顯示,李安所拍的華語片,可在中港台叫好叫座,尤其是龐大的中國市場,更是李安電影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不過,如果從「回到創作」的角度去看,美國路線和華語片路線都不是重點,重點應該是創作。那麼,在創作的前提下,李安可拍什麼題材的電影?應拍華人的故事抑或美國人的故事?

  

       關於電影和小說創作,一個常識的看法是:創作者少不了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找靈感。李安的生活可分為兩段,一是過去30年他在美國的生活,二是1977年 (23歲)來美留學前的台灣生活;所以台灣生活和美國生活應是李安的最可能創作題材,這也是為什麼他在當初自編的「推手」和「喜宴」兩部電影裏,寫的都是台灣人在美國的生活。

  

      「華人在美的生活」應是李安的最可能創作題材。李安年輕時的台灣生活離開現在太遠,已不適合拿來作拍攝題材;如果要以台灣生活為題材,也只能以台灣移民的心情去看台灣生活。

  

       小說家哈金在這裏正好具有啟示的作用。哈金1980年代中期來美,1992年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後,開始以英文寫小說 (與李安的改編英美作品可作比較),所寫的都是回憶中的中國;但是回憶中的中國離開現在越來越遠,所以他的最新小說「自由的生活」 (A Free Life)終於把故事放在「華人在美的生活」上。把小說的故事背景徹底地改變,從中國背景變為美國背景,那當然困難 (等於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更困難的是,要對作為題材的美國生活提出令人信服的觀點。在「自由的生活」裏,哈金筆下的美國自由生活,既充滿危險,又處處存在被剝削的可能;這是對美國生活的精采觀察。

  

       李安曾說,很欣賞去年逝世的瑞典大導演柏格曼,還說柏格曼是他的學習對象。柏格曼一生拍了62部電影,這些電影大都充滿他的個人思想和風格,所以他的電影作者形象極為鮮明。在柏格曼要求建立自我風格和思想的召喚下,李安在「山」與「色」以後的發展方向,是最明顯不過的

(世界日報,1.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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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影评人Kenneth Turan为去年电影作出总结,導演《色,戒》的李安与導演《黑金风云》的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同被选为最佳導演,而《色,戒》亦被选为最佳改編剧本。Kenneth指李安是徹头徹尾的电影人,又赞《色,戒》成功地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改編成一部长篇电影,故事精神亦忠于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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