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到，李安自1995年至今所拍的七部電影，全是改編之作；如果從電影作者的角度去看，他應回到創作之路上。今天續談他該走怎樣的創作之路。
自1995年拍「理性與感性」起，李安就走上改編之路 (主要是改編英美小說)，這種選擇當然與投資和市場的考慮有關。由於「理性與感性」受到歡迎，李安於是成功打開好萊塢之門，而改編性質的英語片，也就成為他日後拍片的固定方式；這種方式即所謂的國際路線，其實也就是美國路線。但是，如果李安現在要回到創作，那麼這種美國路線還可以走下去嗎？
1995年以後，李安也拍了兩部華語片「臥虎藏龍」(2000年)和「色，戒」 (2007年)，這都是李安在走美國路線之餘不能忘情華語片的證明--無論是在「冰風暴」(1997年)和「與魔鬼共騎」 (1999年)以後的電影事業低潮之中，或者在「斷背山」 (2005年)以後的電影事業高潮裏，李安的華語片情意結都找到表現的機會。但是，如果李安現在要回到創作之路，那麼華語片路線還可以走下去嗎？「色，戒」在美國市場受到挫折，反映出「臥虎藏龍」在美國創下的華語片票房紀錄(四千萬美元)，只屬偶然，並不容易重現；另外，「色，戒」這部電影也顯示，李安所拍的華語片，可在中港台叫好叫座，尤其是龐大的中國市場，更是李安電影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不過，如果從「回到創作」的角度去看，美國路線和華語片路線都不是重點，重點應該是創作。那麼，在創作的前提下，李安可拍什麼題材的電影？應拍華人的故事抑或美國人的故事？
關於電影和小說創作，一個常識的看法是：創作者少不了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找靈感。李安的生活可分為兩段，一是過去30年他在美國的生活，二是1977年 (23歲)來美留學前的台灣生活；所以台灣生活和美國生活應是李安的最可能創作題材，這也是為什麼他在當初自編的「推手」和「喜宴」兩部電影裏，寫的都是台灣人在美國的生活。
「華人在美的生活」應是李安的最可能創作題材。李安年輕時的台灣生活離開現在太遠，已不適合拿來作拍攝題材；如果要以台灣生活為題材，也只能以台灣移民的心情去看台灣生活。
小說家哈金在這裏正好具有啟示的作用。哈金1980年代中期來美，1992年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後，開始以英文寫小說 (與李安的改編英美作品可作比較)，所寫的都是回憶中的中國；但是回憶中的中國離開現在越來越遠，所以他的最新小說「自由的生活」 (A Free Life)終於把故事放在「華人在美的生活」上。把小說的故事背景徹底地改變，從中國背景變為美國背景，那當然困難 (等於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更困難的是，要對作為題材的美國生活提出令人信服的觀點。在「自由的生活」裏，哈金筆下的美國自由生活，既充滿危險，又處處存在被剝削的可能；這是對美國生活的精采觀察。
李安曾說，很欣賞去年逝世的瑞典大導演柏格曼，還說柏格曼是他的學習對象。柏格曼一生拍了62部電影，這些電影大都充滿他的個人思想和風格，所以他的電影作者形象極為鮮明。在柏格曼要求建立自我風格和思想的召喚下，李安在「山」與「色」以後的發展方向，是最明顯不過的。(世界日報，1.29.2008)
奧斯卡公布入圍影片名單，「色，戒」未獲最佳外語片提名，因此正式出局，也走完了自去年9月威尼斯影展以來、熱鬧轟動的宣傳和奪獎之路。「色，戒」既已告一段落；那麼，創造這部電影的李安呢？他接著下來會拍怎樣的電影？會選擇什麼題材？走國際路線？還是華語片路線？這都是令人感到興趣的問題。
自1992年第一部電影「推手」到最近的「色，戒」，李安總共拍了十部電影，如果我們回顧這十部電影，就會看到其中的一些發展特色。
最明顯的一項特色是：除了最初的三部，其餘七部都改編自別人的小說或著作。這七部片子包括了：1995年的「理性與感性」，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的同名小說；1997年的「冰風暴」，原著是美國小說家芮力克‧穆迪(Rick Moody)的作品；1999年的「與魔鬼共騎」，原著是美國作家丹尼爾‧伍德瑞爾 (Daniel Woodrell)的作品；2000年的「臥虎藏龍」，改編自王度盧的武俠小說；2003年的「綠巨人」，改編自美國作家森姆‧雷米 (Sam Raimi)的漫畫；2005年的「斷背山」，改編自美國作家安妮‧普洛爾茲 (Annie Proulx)的一篇短篇小說；2007年的「色，戒」，改篇自張愛玲的同名短篇小說。
另外一項是「自編」的特色。所謂「自編」，當然是指自行創作劇本。這可以李安的最初三部片子作說明--「推手」和「喜宴」的原著劇本都出自他的手筆，而「飲食男女」則由他、王蕙玲和詹姆斯‧夏姆斯合編。自編的特色顯示，李安並非沒有創作劇本的興趣和能力，他不僅能夠創作劇本，而且還相當傑出 (這裏提到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證明)。
在改編和自編兩項特色以外，我們還留意到第三項特色：在最近的兩部片子「斷背山」和「色，戒」裏，李安加入了比前更多的個人風格。
以「斷背山」來說，李安「擅長寫情」的基本風格得到最大的發揮 (可能是十部作品中在這方面發揮得最好的)，戲裏的寂寞感覺 (相愛卻不能一起生活造成的結果)，成為了全片的靈魂，而這種感覺正是李安所創，換了另外一個寫情功力不及李安的導演，就拍不出這種感覺。
再以「色，戒」來說，李安對原著小說的解讀顯然已超出了張愛玲的原意，最明顯的證據有兩點，一是李安添加了三場床上戲，二是李安對女主角王佳芝的性格描寫與原著有別。張愛玲筆下的王佳芝，顯然因一時動情而放走漢奸易先生，其中並沒有多少「事情會有什麼後果」的計算；但是，李安卻描寫王佳芝希望在放走易先生後仍能與他在一起，因此她才會告訴車伕，前往她曾與易先生幽會的地方，而不是像原著小說那樣，前往另外一個地點。李安希望把王佳芝描寫為一名「有意識地去抓住愛情」的女性的意圖，是極為明顯的。
李安在近作中加入比前更多個人風格，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拍攝「斷背山」和「色，戒」時，李安已當了導演十多年，拍了八部電影，導演技巧已十分成熟，因此雖是改編作品，但追求更多個人風格，無疑是很自然的發展。
在分析過「改編」、「自編」和「建立個人風格」這三項特色後，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項結論：如果從電影作者的角度去看，那麼，李安在「山」與「色」以後的發展方向，就是回到自編自創的道路上；換句話說，也唯有回到自編自創的道路上，李安的電影事業才可脫離自1995年以來的改編路向，進一步走向電影作者的圓滿發展。(待續) (世界日報，1.25.2008)
前文談到《論語》充滿樂觀的人生思想，又說到孔子的為學之樂和教學之樂，今天續說孔子的不憂思想。
教與學是孔子人生中的兩項主要活動，如果我們根據《論語》所述去想像孔子，他的「學不厭」和「教不倦」的兩個形象，都非常鮮明；但只是這兩個形象，顯然不夠全面，因為在孔子的人生中，還有一項重要活動--即他為實現政治理想而奔走於列國之間的一段人生。
孔子自55歲開始上門向列國推銷自己的政治理想，歷經14年，最後才在68歲時，返回魯國家鄉，一方面繼續教育的工作，另一方向又展開著述和整理典籍的工作。這14年的遊走人生，是一段困難的日子；困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生活艱苦，例如，孔子師生在陳蔡之間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心情欠佳，因而問孔子：「君子也有這樣窮困的時候？」孔子回答說：「君子確實有這樣窮困的時候」。
那段人生之不好過，更因理想不為別人所接受 (列國君主都不給孔子推行仁政的機會)，而且理想還被人揶揄奚落。孔子與學生去到楚國，「楚狂」接輿唱歌嘲笑孔子，說孔子「何德之衰 (德行衰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矣！」孔子師徒去到蔡國時，避世者長沮和桀溺又揶揄孔子從政，只是浪費氣力，因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世上的禍亂如洪水，遍地皆是，誰也阻止不了。)
既然那麼困難，為什麼孔子仍然不屈不撓，不斷在列國之間奔走14年那麼長的時間？是什麼原因使他在這樣困難的人生中仍然可以不憂不懼、樂而忘憂、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的呢？孔子的答案是：仁者不憂。
《論語》的樂觀氣氛雖然處處可見，但是「憂」字的出現次數幾乎與「樂」同樣地多，顯示孔子並非無憂(例如「憂道不憂貧」)，他只是「仁者不憂」，因為「樂而忘憂」，因為「內省不疚而不憂不懼」。這種不憂的思想正好反映出，孔子以「不憂」去說「樂」，「不憂」正是他的樂觀思想的基礎。
「仁者不憂」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仁者心中有道(仁道)，而且以實踐仁道為己任；第二層是，仁者既以行道為己任，因此就算道不為別人所接受，自己也不憂心行道是否成功，對於自己來說，只是盡力而為而已。
孔子的仁者不憂思想與他決定從政的一番心情有很大關係。他51歲才出仕，但在魯國只從政四年，就失去繼續推行仁政的機會，因此不得不轉而去遊說列國。為什麼孔子要到51歲才決定出仕從政呢？
孔子15歲立志為學，到30歲學成，人生因學得道義而可以卓然獨立，然後是40歲時對學得的道義不再懷疑，再後是50歲知天命；知天命，是知道自己應當以行道為己任，但道有不行之時，這亦是天命，所以自己並不為行道之是否能夠成功而擔憂，只求盡力而已。因為有這一番內心體驗，所以孔子才會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如果天下有道，我還須出來從政、去改變這個世界嗎？)
在周遊列國14年後，孔子終於在68歲時，才停止去找實現理想的機會，並且返回魯國，開始晚年的教育生活 (曾子、有子等都是晚年所收弟子)，又開始著述和整理古籍的工作 (著春秋和正樂)。這段晚年的教學和著述生活 (68歲至73歲)，當然是孔子前大半生所展現的不厭不倦精神的延續，也是仁者不憂的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日子。(完)
(世界日報，1.18.2008)
前文說到人生不易，但《論語》卻處處見到「樂」字，「苦」字則一個都沒有，真是奇特；因此，很想看看孔子所樂的是何事，以及為何而樂。上篇已說過孔子的為學之樂，今天再說他的教學之樂。
孔子在30歲前後開始設教授徒，自始以後，直到73歲去世，從未停止過教學，就算在周遊列國時，也一直有學生相隨。在數十年教育事業中，除了教過不少學生，孔子還創立私家講學、四科課程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及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這些開創構成了儒家教與學的傳統，成為後來二千多年中國文化的核心。其實，孔子一生所做的事，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和從政兩項，但由於他的政治事業沒有實現的機會，因此教育事業就成為他的最大成就。
私家講學的方式，最令現代人嚮往，因為這種方式不僅可讓學生與名師朝夕相處，一起經驗生活 (孔子師徒一起絕糧於陳蔡之間)，更重要的是，可得到老師隨時的「耳提面命」，這是現代學生無法得到的。《論語》所蒐的498條語錄 (其中419條都是孔子語)，其實都是孔子在30 歲設教授徒以後與學生的談話記錄。這些語錄一方面可當作孔子的傳記資料去讀，另一方面又可作為孔子思想的表述，因為這些語錄都是孔子教人為學為人和做事的道理，亦即是他的思想。
《論語》展示的師生講論之樂，到處可見。例如，有一天，顏淵和子路伴隨在側，孔子於是問他們的志願。年紀較長的子路 (少孔子9歲，長顏淵21歲)先答，他說願與朋友共用自己的皮衣車馬，就算用壞了，也不怨恨。顏淵則說，願能不誇耀自己的長處，不宣揚自己的功勞。兩人說過後，也問老師的志願。孔子回答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這段對答除了讓人看到師生的真摯感情外，還讓人窺見孔門學問的核心。子路願與朋友共用財物，已有孔門仁學的基礎，但只觸及物質，顏淵則從物質進至德行，注意到求己，盡其在我；到了孔子，他願的已是無人己之分的仁道--例如，老者我願安之，而老者也因我的安而安。三人的學問方向相同，卻深淺有別。
又有一天，孔子問子貢 (就是觀察到孔子多談「文章」、少談「性與天道」的那名優秀學生)，他與顏淵比較，那一個更出色？子貢回答說，自己比不上顏淵，因為自己只能「聞一知二」，而顏淵卻「聞一知十」。孟子後來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而王天下不與焉。」追隨孔子的門徒為數不少，以所謂的「四科十哲」來說，顏淵、子貢只是其中之二而已。得如此眾多英才而教之，可見孔子之樂。
《論語》花了不少篇幅在顏淵身上，孔子說他是最賢最好學的學生。但顏淵英才早逝 (死時41歲，那時孔子71歲)，難怪孔子「哭之慟」，還悲傷地說：「噫？天喪予！天喪予！」
對於教學，孔子說自己「學不厭、教不倦」；這種不厭不倦的態度，最能道出孔子的為人精神。平常人做事，在遇到困難時，往往就會知難而退，就算不中途放棄，也常常苟且懈怠，所以真的要做到不厭不倦，並不容易。孔子從十五志學和三十設教授徒開始，直到73歲去世前，對教與學從不厭倦，而且樂在其中，這種顚沛造次必於是的態度，實在是常人難以做到的。難怪孔子把「不厭不倦」與「聖」相提並論--「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能夠不厭不倦，也就很接近「聖」了。(待續)(世界日報，1.15.2008)
上篇說到人生不易，但《論語》卻處處說「樂」，對人生充滿樂觀；孔子不可能不知道人生困難，但整部《論語》都沒有留下一個「苦」字，真是奇特。今天這篇，再往前看孔子樂些什麼，以及為何而樂。
為學是其中一種可樂的事。為什麼這樣說呢？孔子在教育事業上成就非凡，被稱為萬世師表，在政治事業上雖未能實現理想，但為求實現理想而周遊列國，那種絕不放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也成為了典範。應該指出的是，孔子的教育事業和政治事業都以他的學問為基礎，而學習、以及力求把學得的道義實現出來，則是他的快樂之源。
《論語》以「學而時習之」開始，也可見「學」在孔子人生中的重要性。「學」與「樂」有怎樣的關聯？孔子自己的說法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悅)乎？」這是一個人學習的快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與別人一起學習的快樂。「人不知而不慍」，則是自己學有所成，別人卻不知道，我也不發愁，因為才學是自己的，有了實力，人就自信自足，沒有非要別人知道不可的道理。悅、樂和不慍都是快樂，而且皆因學而有；對於「志於學」的孔子來說，為學是快樂之源，那是無須懷疑的。
孔子自言「好學」和「學不厭」，這種好學不厭的態度很重要，因為人如果能夠好學，永不厭倦，就不會遇難而退，不放棄才會有成功的機會；做任何事只要有厭倦之心，就容易中途放棄，中途放棄就等於永無成功之日。孔子由志學到學有所成，箇中關鍵，正是這種態度。
關於好學，可以孔子學習韶樂的事去說明。「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第一次聽到韶樂，受其吸引，於是專心一致地學習，因而三個月都不知肉味--並不是說因聽到美妙音樂，以致渾然無覺，不知肉味，這裏的重點是遇事好學和專心學習。這個好學的例子，可證明孔子自言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以及「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為學是否有成，視乎有無創造；能創，才能自成一家。孔子之前，已有儒生的職業，儒生學的就是禮樂等的六藝，但孔子卻能對原本只是技能的六藝進行反思，探討它們的意義，從中開出道義，儒生所學的技藝，從此有了道義，儒學也因此而得以創立。這是孔子自言的「遊於藝」和「志於道」--即對藝反思，在藝中見道。關於為學貴乎創造這點，孔子還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說必須兼顧學習和思考，不思就不解義理，不解義理則蒙蔽不明，蒙蔽不明則難有創造。
那麼，學問上的創造，與「樂」有什麼關係？孔子說，他十五志學(是志於道的學，不是志於藝之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立、不惑和知天命，都是志學之後，學養增進的效果。而立是學得道義，人因此得有所立；不惑是對學得的道義再無懷疑；知天命則是知道人生以實現道義為目標 。整體而言，而立、不惑和知天命充實了孔子的人生，他心境因自有實力而自信自足；自信自足就是樂的境界。
孔子六十多歲時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所發憤的和所樂的，就是為學和行道；對於志學志道的孔子來說，為學和行道能夠令人忘憂，那是最明白不過的事。(待續)(世界日報，1.11.2008)
人生很難，不論為學或做事，都不是容易的事。
就如選擇做學問，每一門學問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多年貸款寒窗苦讀，也不一定能學有所成；單是寫篇博士論文，既要深入所研的問題，又要有所自創；再如閱讀，要讀通一本經典，也不容易。
做事當然也難。如果只求糊口，會較容易，但沒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人生，並不好過。人生貴乎找到自己的理想，然後立志去把它實現出來；但追求實現理想的人生，難就難在於難以堅持理想，當遇到困難時，人就會失去信心，對努力卻沒有成果的工作，感到厭倦。
人生更難的是，正如存在主義者所說的那樣無意義，世界是這樣虛無和沒有主宰，人在面對虛無的深淵時，只能在無助的情況下，憑著自己的力量和勇氣，從虛無中拔起，去創造意義；這裏需要的精神氣力，像移山填海所需要的那麼巨大。
人生不易的感嘆，人所共知，原無必要提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拿這樣的困難去對照《論語》的樂觀，那麼，孔子在《論語》展現的樂觀思想就特別鮮明。
去年9月28日孔誕時，孔子出生地的山東曲阜，舉辦了大型的祭孔活動，電視上播出主辦者拉起一巨幅橫條，上面寫著「不亦樂乎」四個大字，彷彿一個「樂」字，就代表了孔子，令人印象深刻。
《論語》開首第一條就說到「不亦樂乎」和「人不知而不慍」，對人生的樂觀氣氛於是躍然紙上。在整部《論語》裏，「樂」字出現的次數並不少--包括眾所周知的「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仁者不憂」；「仁者可以長處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等。相比之下，整部《論語》雖有不少的「憂」字和「患」字，但是一個「苦」字都沒有。
除了直接提到「樂」字，更有所進的是，《論語》還間接提到不少樂觀積極的人生境界，這些人生境界不僅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更是千百年來，人們嚮往不已的精神境界。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還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學不厭，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君子固窮」、「君子坦蕩蕩」、「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等。
孔子不可能不知道人生的困難。不要說他所處的春秋時代，列國相爭，社會劇變，謀生做事都不見得會比別的時代容易；他自己的家道也不算好，必須「下學」，才能「上達」。他也要勤力唸書，努力做事，到了51歲，才有突破，獲魯定公賞識，出社會任公職。他做事也遇到大困難--他在魯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間很短，到了55歲，就不得不周遊列國，向列國推銷自己的治國計畫，但正如北大教授李零所說，孔子的政治理想無法實現，在各國之間的遊走，情況就如「喪家之犬」。
孔子既知人生之難，為什麼思想上卻可以那麼樂觀？他的人生道路如此曲折，過了那麼多年的「喪家犬」生活，怎麼可以同時又是樂在其中、不亦樂乎、不改其樂、樂而忘憂呢？
新年伊始，人人都說新年快樂，我不禁想起曲阜的那四個大字，於是翻出一本《論語》，重頭讀了一遍，從全書498條語錄中找出那些「樂」字，要好好的看一看，到底孔子樂的是什麼事？以及為什麼而樂？(待續)(世界日報，1.8.2008)
喜萊莉的總統初選策略一直強調她的「經驗」，希望藉此擊敗欠缺經驗的對手歐巴瑪，因此與歐巴瑪的強調「改變」(change)形成「經驗VS改變」的局面。但是，在3日的愛阿華州初選中，民主黨選民拒絕接受喜萊莉的觀點，認為「改變」更為重要--愛州的票站調查發現，52%的民主黨選民都說改變現狀是他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說「經驗」最重要的只有20%。
喜萊莉既在愛州敗選，而新罕布夏州的初選又隨即在8日舉行，那麼，喜萊莉的「經驗牌」會受到新州選民接受嗎？兩個月前，當喜萊莉的民調支持度大幅領先時，她的支持者都憧憬「柯林頓時期」重臨，但現在愛州既敗，如果新州再次失利，那麼接著下來的南卡和佛羅里達兩州的初選就更加難以言勝，她的整個初選可能無法等到對她有利的「 超級星期二」(下月5日，加州、紐約州和另外20個州都在這天舉行初選)，就可能崩潰。因此，喜萊莉在新州該採什麼策略？經驗牌是否繼續打下去？成為她整個初選成敗的關鍵。 兩個月前，當喜萊莉在愛州的民調支持度被歐巴瑪追上時，她已經試圖把「改變」的競選主題從歐巴瑪那邊搶過來，前總統柯林頓還親自出馬，到愛州為妻子助選，並且高調地表示，喜萊莉向來就是一名「改革者」(agent of change)。不過，這項把「改變」搶過來的策略顯然並未成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改變現狀的主題早已為歐巴瑪所占，並不是一時之間就能搶過來的。 喜萊莉在愛州敗選當晚，已立即從中西部的愛州趕到東北部的新州，打算在新州全力一搏； 不過，她的策略顯然沒有改變，因為她在4日和5日兩天的拉票演講，仍以「經驗+改變」為重心--用她的話說，就是：她有經驗，而唯有有經驗的人，才能為國家帶來改變。 不過，這種「經驗=改變」的論調在愛州已說過，而且不為愛州的民主黨選民所接受，現在新州再提，也不一定能夠得到選民接受。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比爾‧華倫指出，「改變」和「經驗」基本上是對立的觀念，因為改變必然求新，而經驗則傾向懷舊，因此說經驗等於改變，容易令人混淆，也難讓人接受。 新州在8日舉行投票，離開愛州敗選，只有短短四天，喜萊莉因此難以更改策略，明知經驗牌效應大減，也不得不繼續把這張牌打下去；對於喜萊莉陣營來說，唯有寄望新州的民主黨選民會比愛州民主黨選民多一點懷念柯林頓時期的好處。(1.5.2008)
本文動筆時 ，愛阿華州的初選投票還未開始 (周四晚上才投票)，因此還未知道結果；不過，從最後兩天的選情和民調看，喜萊莉雖在全國民調領先，而且在兩個月前一直被視為可穩奪初選民主黨的提名，但現在她不僅在「初選第一州」的愛阿華陷入苦戰，而且在隨後而來的各州初選中，她的選情也將隨著愛州的苦戰而出現變化。總之，喜萊莉初選穩勝的提法已徹底被打破，而她在整個初選中也將陷入苦戰，再難以說必勝。
兩個月前，喜萊莉聲勢最大，民調支持度大幅領先歐巴瑪和愛德華茲，但到了愛州投票前夕，形勢已完全逆轉，歐巴瑪和愛德華茲的民調支持度都超過她。
喜萊莉在愛州最後兩天的拉票情況可謂「慘烈」。她出動全家(丈夫、女兒和甚少露面的母親)，但前總統的家庭雖在嚴寒的愛州出現，卻未能為她的選情帶來多少暖意。在一次演講中，她甚至把自己的支持度說成為「已跌至個位數」 (即少於10%)。這當然不是真的，因為她在愛州的支持度從未低過20%；但為什麼她會這樣說呢？那無非是選情告急，所以把自己的支持度說低一點，一方面希望可取得選民同情，另一方面如果她最後在愛州失利，也可藉口支持度低以減輕敗選受挫的壓力。
愛州的初選，除了顯示喜萊莉陷入苦戰外，也顯示了整個初選形勢並未明朗，兩黨主要角逐者的爭持仍然膠著，還未見到有人脫穎而出。在民主黨方面，喜萊莉和歐巴瑪爭持之勢--至少在2月5日22個州(包括加州)進行投票前，仍未改變。在共和黨方面，因為朱利安尼放棄愛州，所以在愛州之役，哈克比和羅穆尼根本還沒有與最強大的對手比試(朱利安尼在全國民調中領先)；換句話說，愛州一役後，朱利安尼、哈克比和羅穆尼三人爭持的形勢也仍然未變。
「初選第一州」的勝出者，原可在籌款和宣傳占到極大優勢，但這次愛州之戰，由於兩黨仍未有人脫穎而出，所以原先預期的籌款和宣傳優勢，就不會像預期那麼大，而攻陷第一州的效應也相應減少。
其實，這次愛州之戰，最能反映美國總統初選是一個過程的事實--最後勝負要看全盤過程。總統初選彷彿像一場籃球比賽，全場比賽由四節組成，初段領先者並不表示就可以贏球；當然，在比賽過程中，必須看有沒有那一方脫穎而出，打破僵局，奠定勝基；以愛州一役來說，膠著的形勢顯然未破。
在愛州投票前夕 (本周三)，三個全國電視台的深夜脫口秀節目剛好復播，喜萊莉上了大衛‧萊特曼的節目，而哈克比則在賈克‧李諾的節目亮相；喜萊莉和哈克比意在全國的拉票意圖最清楚不過，他們著眼的並不止於第一州。
愛州人口只有290萬，又位於中西部，但是卻因為最先舉行初選，而得以對總統選舉過程造成影響，這種情況很值得留意；更值得檢討的是，愛州初選以黨團會議的方法進行。愛州周四晚的投票，分1781個選區進行，兩黨分別在各個選區中舉行會議，讓各自的選民參加和投票，但這種會議向來很少人參加--資料顯示，九成的愛州選民向來都不會參加。因此，這種選舉只屬少數人的選舉，與一人一票的普選觀念相去甚遠。(世界日報，1.4.2008)
紐約時報書評版選出2007年十本好書，其中五本是小說，另外五本為非小說。五本非小說是：「翡翠城裏的帝國生活」 (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華盛頓郵報記者眼中的伊拉克，揭露美國在那裏的管治充滿傲慢和愚昧；「天真的歲月」(Little Heathens)--回憶錄，回憶對象是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愛阿華州農村生活，作者認為那時的艱苦奮鬥生活，代表了美國的一些重要價值；「九巨頭」 (The Nine)--揭秘之作，揭露對象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幕後運作方式；「旅行家的考驗」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ch)--這是一名18世紀女旅行家周遊世界各大洲的故事；「其餘的都是噪音」 (The Rest Is Noise)--透過音樂去看歷史，作者是「紐約客」的音樂評論家艾歷茲‧羅斯 (Alex Ross)。
在五本非小說中，筆者對以音樂為題材的「其餘的都是噪音」及以法律為題材的「九巨頭」最感興趣。讀非小說的最大樂趣是得到知識；讀這兩本書，可讓我們對上世紀的古典音樂和影響力巨大的聯邦最高法院有一基本了解。
「其餘的都是噪音」的作者，喜歡挑選一件樂壇事件或一個人物 (例如作曲家)去看歷史，這種筆法豐富了樂曲的意義，因為在知道關於樂曲的歷史知識後，再去聽曲時，新的意義就會油然而生；李查‧史特勞斯的歌劇「莎樂美」在1906年首演的事，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作者從這件事看到其後出現的現代主義歷史潮流。另外一個例子是作曲家(荀白克和史特拉汶斯基)放逐自己，並且在洛杉磯成為鄰居，作者藉著此事追溯到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以致作曲家和知識分子紛紛放逐自己，離開歐洲。
聯邦最高法院擁有最高的司法權力(主要是解釋憲法的權力)，但其內部運作卻向來諱莫如深，而組成這個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向來也甚少談及法院的內部情況，「九巨頭」的主題，就是要揭露法院的幕後運作情況。
書裏提到不少關於大法官們的故事。例如，在著名的「洛伊VS韋德」 案中，大法官們組成一個中間聯盟，因此才能通過給予女性墮胎權的里程碑裁決。又如，在過去40年，由民主黨籍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只有兩人，但這幾十年間的聯邦最高法院卻沒有出現極端的保守傾向；為什麼會這樣？作者提出了多個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大法官歐康諾。
書裏把首位女性大法官歐康諾 (Sandra Day O’Connor)描寫為英雄，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在不少重要裁決中 (例如墮胎權和平權法的裁決)，都因為她的實用思想而接近社會中的主流民意，不致走向極端，她因此被此書作者視為「美國史上最重要的女性」。
不過，作者雖對歐康諾推崇備至，但在分析2000年「布希VS高爾」一案時，卻指出了歐康諾的錯誤。當時，九位大法官以5票對4票通過讓布希當選總統，歐康諾原可投反對票，使布希不能當選，但她卻投了贊成票。書裏說，歐康諾當時「情感勝過法理」 (more visceral than legal)，既怪責佛羅里達州接受那麼愚蠢的選票設計和計票辦法，又認為美國民眾渴望早日結束佛州的計票鬧劇，她因此才會投下贊成票。
這本書的作者顯然認為，大法官們的意識形態會影響他們的司法判斷，所以他強調尋求妥協的重要性，因為妥協折衷才能使裁決接近主流民意，避免走向極端。歐康諾現已退休，她留下的空缺已由保守派的阿利托補上，而首席大法官之位也由布希總統任命的羅伯茲補上；這兩項人事變動使聯邦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躍然而出，因此也就更加顯得妥協折衷的重要。(世界日報，1.2.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