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萊莉的初選形勢在過去一個多月發生重大轉變。之前，她形勢大好，被視為穩操勝券，可順利贏得提名；出現轉變後，她在愛阿華和新罕布夏兩州的民調支持度大降，已被歐巴瑪追上，選情因此大為緊張，不僅難以言勝，更有可能敗選。
愛州的最新民調還出現對喜萊莉不利的跡象，例如，女性選民對她的支持大減；又如，認為她已說出心裏話的選民只得半數，但認為歐巴瑪已說出心裏話的則有三分二。在新州方面，由於民調紛雜，喜萊莉和歐巴瑪的支持比例還不能確定，不過，WMUR和CNN的民調卻發現，喜萊莉原來領先歐巴瑪的20個百分點，差不多已完全消失。
喜萊莉的選情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變化？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另外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自從喜萊莉選情告急後，前總統柯林頓被迫親自出馬(原來的部署可能是到明年大選時才出馬)，為自己的妻子助選，他這樣做不僅立即成為新聞焦點，而且還連帶調整了她的選舉策略。
柯林頓連番到愛新兩州拉票，又上電視接受訪問，趁機為喜萊莉釐定了兩項策略；其中之一強調喜萊莉的經驗勝過歐巴瑪，並且怪責傳媒在報導選情時，輕視政治經驗的重要性，其二是要把改革 (change)這個競選主題從歐巴瑪那邊搶過來。
在喜萊莉選情生變前，她和歐巴瑪之間的競爭被說成為「經驗VS改革」，這等於把改革推給歐巴瑪，讓他占到改革者的優勢；柯林頓發現不妥，出來作出修正，指出喜萊莉向來都是改革者 (agent of change)，藉此把改革的主題從歐巴瑪那邊搶過來。
把「改革」搶回來，已成為喜萊莉在選前數周的最重要策略調整，而且這項調整也配合她的既定計畫：一方面強調要結束布希的七年亂政 (借故發動戰爭；大減富者之稅和大增軍費，以致造成巨額財政赤字；擴大貧富差距等)，另一方面則強調1990年代(即柯林頓時期)的繁榮美好 (經濟繁榮、高科技蓬勃、九一一還未出現)。柯林頓所說的改革，指的就是他在1990年代推行的改革 (包括推行平衡預算的財政改革)，而這些改革在布希時代結束後仍有繼續推行的必要。
紐約時報23日的一篇報導 ("The Clinton Referendum")提到，柯林頓在新州拉票時，公開把自己比作老羅斯福，而喜萊莉則是小羅斯福；小羅斯福上台後，推行了不少老羅斯福的政策--例如，老羅斯福時，新州很少樹木，到小羅斯福上台，就推行老羅斯福的植林政策，使新州的林木大增。柯林頓一面說植林，一面又說：「最重要的，就是找出正確的事，然後為之努力不懈，非到成功，就絕不放手。」他說的正確的事，指的當然就是柯林頓時期推行的改革。
柯林頓出馬助選，顯然已將所謂的「柯林頓主義」(Clintonism，指他的改革和「新民主黨人」等主張)投進這次總統選舉之中，選民已被引領至柯林頓時期，想起那個時期的繁榮美好，用來對比眼前令人感到不滿的現狀。
愛州的初選將於1月3日舉行，現在離開投票日只有數天，但選前數天(尤其最後三天)，正是大批「還未決定投票給誰的選民」作出決定的關鍵時刻；這些選民不一定能夠想像歐巴瑪勾畫的未來改革藍圖，但要想起1990年代的繁榮美好並不困難，因此柯林頓和他代表的1990年代，說不定會對最後選情產生重要的影響。 (世界日報，12.25.2007 )
上文說到，灣區兩大城市中的舊金山，在政治上，全國著名，而聖荷西則全國「無名」；今天續說，聖荷西的矽谷科技經濟全國領先，舊金山的經濟不只逐漸失去原有的特色，而且還出現「經濟矽谷化」的情況。
上文提及國會有三女傑--波洛西、范士丹和鮑克塞，她們都出身舊金山，另外，舊金山政壇又有兩名後起之秀--紐森和賀錦麗。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矽谷經濟，也不難找到三傑兩秀--三傑是Google、雅虎和蘋果，而兩秀則是新興的YouTube和Facebook。矽谷的三傑兩秀，其聞名程度不僅不遜於舊金山的三傑兩秀，其影響力更有過之，因為這些高科技公司的影響力，超出了美國。
全國不少「新矽谷」都要挑戰矽谷，但矽谷科技卻數十年來一直領先，從未落後。是什麼原因讓矽谷可以保持領先？主要是：這裏有一種別處沒有的創業文化。
以最近興起的社交網站Facebook來說，他的創辦人馬克‧查克柏格 (Mark Zuckerberg，哈佛輟學生，今年23歲)，雖是東岸人，但沒有留在東岸發展 (哈佛所在的波士頓就揚言要成為新矽谷)，卻像不少夢想創業的東岸人一樣，來到矽谷尋找機會；矽谷風險投資家彼德‧菲爾 (Peter Thiel)三年半前投資50萬元給查克柏格，Facebook於是就此誕生。一個多月前，微軟以2億4000萬元收購Facebook的1.6%股權，換句話說，Facebook的估值已漲至150億元。
矽谷對創業有一種別處沒有的價值觀，那就是：當遇到出色的創業主意時，就會設法去實現它，不會因為困難而放棄。創業的主意和人才，可以來自別處，但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卻比其他地方的投資者更願意冒險，因此令人有實現創業夢想的機會。
矽谷科技一直走在別人的前頭，靠的是不斷創新；1960、70年代是半導體，然後是1980、90年代的電腦和網路，目前則是一波創新的網路使用方法 (例如YouTube、Facebook)。除了網路，矽谷最近兩年又發展太陽能科技，逐漸成為綠色科技中心；另外，創業家謝艾‧阿加斯 (Shai Agassi)剛於上月宣布，已籌到二億元，要在矽谷創辦一家「電力車」生產公司 (叫做「Better Place」)。在美國「汽車城」底特律日漸失色之際，矽谷卻有可能成為新的汽車城。
相對於矽谷的高科技經濟，舊金山的經濟偏重「低科技」的旅遊業 (去年旅客人數超過1500萬，經濟收益75億元，市政府去年的總預算還不到60億元)，而過去的地區金融中心地位，已日漸褪色 (「西岸華爾街」的稱號早已過時，「太平洋股票市場」也已經關閉)；另一方面，矽谷新興的沙山路(Sand Hill Rd)金融中心，則越來越有取代舊金山金融中心之勢。
舊金山近年出現不少網路公司，但這種現象顯然是因為靠近矽谷而叨到的高科技光彩，連每年主辦的蘋果和甲骨文著名大型科技展，也只是為矽谷企業服務而已。
舊金山經濟矽谷化已是必然趨勢，但相對於矽谷的高科技企業，舊金山85%的公司都是少於10名雇員的小商業，而雇員超過1000人的公司，在過去十年已減少了一半。
綜而言之，舊金山和聖荷西雖同處金山灣內，卻在政治經濟兩方面各有所重，彷彿把精神、氣力都投到自已的選擇上。不過，在指出雙城各有所重之餘，也應指出它們的殊途同歸之處--兩市的民選市長和市議會不能不照顧民眾的需要，因此無論是政治革新抑或經濟發展，民眾都應該是最後的得益者。(世界日報，12.21.2007)
聖荷西和舊金山是灣區兩大城市 (聖荷西人口97萬，北加州最大城市，全加州排第三，全國第十。舊金山人口74萬，全加州排第四)，但這兩個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各有所重，截然不同。灣區居民對這兩個城市的特性習以為常，平時不大注意，但只要拿來互相比較，就可知道其中的差別。
當大家提起舊金山時，就會想到金門大橋 (在全國最吸引外國遊客的景點中排第三)、漁人碼頭 (在全國最多遊客的景點中排第四名)和纜車等，但其實舊金山的政治比這些風景更更吸引，更有影響力，更能挑起愛憎之情 (保守派視舊金山為「反動基地」，自由派則視舊金山為聖地)。
在政治上，舊金山所行的是一種革新取向的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這裏是自由派的堡壘，市政府的政治由民主黨、革新派和綠黨控制，共和黨在這裏沒有用武之地；這個城市自1988年以來，在每次總統大選中，投給共和黨候選人的票數，從未超過20%。
所謂「革新取向的政治」，可以「舊金山價值」 (San Francisco Values)作說明，因為革新的取向就以舊金山價值為基本。重視民權 (尤其少數族裔、婦女、弱勢社群的權利)、環保、反戰、批評企業文化等都是這個城市的革新取向價值。相對於保守的價值觀，舊金山價值最能顯示出來，因為保守的價值觀傾向於支持企業，為國安而不惜發動戰爭，視環保為次要 (次於營商)，以及較不願意維護弱勢社群的權利。當今年初波洛西打破傳統、成為建國以來首位國會女議長時，保守派就曾經群起而攻，指她代表的舊金山價值，偏狹而不適用於全國。
舊金山不僅重視政治，這裏的政治更是「血腥的政治」(bloody politics)，市議會和市長之間存在爭鬥，是自然不過的事 (革新派永遠指責紐森市長的改革力度不夠)，市議員之間的爭鬥也從不缺少。正因為著重政治，所以舊金山向來出產政治人才。(相對來說，聖荷西就少出政治人才，卻多出科技業的人才)。
加州政壇有三名女傑--波洛西、范士丹和鮑克塞，她們都出身於舊金山，波洛西支持中國民運、鮑克塞在國會反暖化、范士丹則反槍，都很有舊金山價值的色彩。在三女傑之外，舊金山政壇又有兩名後起之秀--紐森和賀錦麗，他們將來都可望走出舊金山，進入州府和華府的政壇。
相對而言，有「矽谷首都」之稱的聖荷西，重視經濟發展多於政治，又由於重商，所以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傾向於保守，施政以有利營商為主，不強調維護弱勢社群的權利，這種傾向與舊金山的革新派反對企業文化的價值觀剛好相反。
在重商的傾向下，聖荷西政壇沒有像舊金山那樣的革新派和綠黨。在重商的傾向下，聖荷西的最低工資比舊金山差了一大截 (舊金山的最低工資1月1日起漲至9.36元，全國最高)。在重商的傾向下，聖荷西的人口雖然超過舊金山20多萬人，但市政府的年度預算卻比舊金山少了一大截 (舊金山為60億元，聖荷西還不到一半)；很明顯的，自由傾向的舊金山走「大政府」路線 (多稅、多福利)，而保守傾向的聖荷西則走「小政府」路線 (少稅、少福利)。
綜而言之，在政治上，舊金山和聖荷西截然不同；舊金山的自由政治全國著名，而聖荷西的保守政治可謂全國「無名」，因為政治之名全為科技之名所掩蓋。(世界日報，12.18.2007)
一般人都以為矽谷創立於1939年，因為惠普公司兩名創辦人大衛‧帕克德(David Packard)和威廉‧休萊特(William Hewlett)這一年在巴洛阿圖一個車庫創辦惠普；不過，另外的一種說法是，矽谷創於1957年，因為這一年八名年輕工程師在矽谷創立最早期的晶片公司「快捷半導體」 (Fairchild Semiconductor)，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家萊絲麗‧柏林(Leslie Berlin)因此將這八人稱為「建谷先賢」 (Founding Fathers of Silicon Valley)。今年是建谷50周年，一個網站作興，以矽谷為題，談它的過去和未來；在未來的那一部分，還請了矽谷不少公司的執行長去預測矽谷的未來。
在眾多的執行長之中，筆者認為，Google執行長芮力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說話最能擊中核心。他的重點是「創新」，指出矽谷必須在科技上持續創新，才能夠在全國和全球無數「新矽谷」的競爭下保持領先。
不少其他的執行長也有提到「創新」，例如英特爾的執行長保羅‧歐狄利尼(Paul Otellini，歐狄利尼和英特爾創辦人哥頓‧摩爾都是八名建谷先賢之一)就說，當他在1974年到英特爾工作時，矽谷到處還是果園，後來才逐漸被半導體公司取代，之後半導體又被新一波的網路科技所取代，到了現在，最新一波的網路使用方法 (例如社交網站和娛樂資訊)又告出現。總之，40年過去了，矽谷依舊是同一片土地，只是從這片土地長出來的科技果實卻有所不同；因此矽谷的未來也一樣，必須在科技上不斷創新，才可以生存和發展。
歐狄利尼從歷史看矽谷的發展，思科系統公司的約翰‧錢伯思(John Chambers)則強調「夢想」--矽谷過去的成就建基於敢於夢想和實現夢想，矽谷的未來也必將依賴科技人和風險投資家的敢於夢想和實現夢想。
相對於歐狄利尼和錢伯思，施密特更能道出「創新」的核心意義。他認為矽谷必須鼓勵冒險和創新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矽谷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創新精神」其實是一種心態，一種經常處於尋找新突破的心態，而為了取得突破，又必須不斷以新觀點去進行思考。如果矽谷人失去這種心態，就會失去未來。創新又少不了要冒險，關於冒險，施密特的說法是：在創辦公司時，把成本和其他難題拿開 (taking cost and complexity out of the equation for startups)。施密特是一名理想主義者，所以強調冒險；不願意承受風險的人，也就難有創業和創新的機會。
施密特眼中的矽谷，也反映在Google的管理文化之上。他強調雇用「知識型員工」 (knowledge workers)。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德‧杜拉克(Peter Drucker)認為，知識型員工是企業的未來趨勢，而管理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為知識型員工排除一切障礙，讓他們可以進行創意的工作。在排除障礙的指導原則下，施密特讓Google員工在上班時可擁有「20%的自用時間」。這20%的時間，當然不是用來埋頭幹活的，而是進行自定項目的創意時間。
施密特今年52歲 (27歲在柏克萊加大得電機博士，28歲入昇陽開發Java語言)，比Google兩名創辦人派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都是34歲)差不多年長了一代，卻比兩人更強調創新精神。施密特所說的創新精神，當然適用於Google以外的公司，也適用於矽谷以外的地方，更適用於施密特以外的人生；因為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的創造。(世界日報，12.14.2007)
柏克萊加大兩周前 (11月23日)有一名傳奇性的教授去世，他的事跡很值得一談。
拉爾夫‧雷德 (Ralph Rader，1930-2007)，1956年起就在柏大英文系任教，曾擔任系主任，得過柏大最高榮譽的「柏大表揚獎」 (Berkeley Citation)。他之所以成為校園傳奇，原因有二。首先，他是公認的小說理論家，專研小說這種文類及小說在18世紀興起的情況，但是他卻從未寫過任何關於小說理論的專書，只靠一些論文，就成為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洛姆在他的名著「影響的焦慮」中介紹過雷德的理論。)
其次，是他的授課方法。他教的主要是英國小說，認為必須細讀小說原文，對於書中所寫任何事物，都不能忽略，例如作者描寫一個房間，裏面的每樣物品都可能帶有含義。他上課時，喜用「蘇格拉底法」 (Socratic method)，向學生提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迫使學生思考原文的意義，並且為自己的了解作辯護。他教書數十年，一直這樣上課，從不改變，非常獨特。「蘇格拉底法」的授課方法，通常只有法學院使用，但雷德用來教授文學，效果卓著。(波士頓環球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報導都可看到雷德學生的證言。)
雷德的授課方法令人想起小說家王文興在台大外文系的上課情況。雷、王都受過1940年代興起的「新批評」影響，這種文學批評方法最重視細讀文學作品的原文。1970 年代以後，美國文學批評界開始流行從歐洲輸入的結構主義、解構和詮釋學等，新批評才不再被人提起。不過，新批評雖成為過去，但細讀原文卻成為基本精神--雖然細讀時所用的具體方法已不只是新批評所著重的「形式」。柏大文史哲各系現在教學生，也著重閱讀原文，這是少不了的治學方法。
徐復觀先生以前也教人細讀原典。他說看到不少聰明人，只讀別人的研究和評論，卻不好好的去讀原典，結果在學問上終無成就。他認為每門學問都有一些被公認的經典，如要在一門學問上建立根基，必須好好的讀原典。讀通一部原典，才算有點積蓄，就好像手上有了一只鑽戒，勝過戴滿全身的贗品。
徐先生又教人，讀書必須讀出一部書的意義。他說自己年輕時 (1940年代初)很自負，以為自己讀懂了書，但被他的老師熊十力罵他沒有讀懂；「歷來讀書都要讀出每一部的意義，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
在「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中，徐先生又說到熊十力教他層層轉進的讀書方法。他說，每次在談到一個問題時，熊先生在聽過他的意見後，總是帶勸帶罵地指出，那樣浮薄的看法，是說不通的，再進一層，又可以這樣去想…「經過他老先生不斷的錘鍊，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
徐先生1950年代和1960年代時曾在台灣教書，他的學生楊牧曾記述他教授「韓柳文」的情況：一個學期只講了「平淮西碑」和「柳州羅池廟碑」兩篇，上課時反反覆覆解說文章的結構技巧和用字，材料雖少，涵蓋卻多樣而廣博。這種授課方法與雷德的蘇格拉底法可能不一樣，但細讀的意味卻如出一轍。(世界日報，12.11.2007)
柏克萊加大3日公布今年秋季新生入學人數，其中亞裔新生占了大學部新生的46.7%，又據今年初紐約時報在柏大進行專訪時的報導顯示，柏大的華裔學生占了亞裔學生的半數；兩項數據合觀，華生在柏大占了23%，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每四名學生中，就有一人為華生。這種華裔學生眾多的現象，已使柏大成為「唐人街」。
「柏大是唐人街」的說法，並非筆者所創，而是在柏大華裔學生之間(主要是說廣東話的華生)流傳了多年的「口頭禪」；這個名稱也足以反映出柏大華生多已有一段日子，並非一時的現象。
將柏大稱為唐人街，主要是說校園內到處可碰到華裔面孔，但不帶「唐人街」的其他含義─例如好萊塢電影描寫的中國城齷齪形象。早期的美國中國城 (例如舊金山華埠、紐約市華埠)多廣東人，而廣東話則稱中國城為唐人街。
柏大亞裔學生多的現象確實引起了不少聯想，例如，被聯想到文化入侵。紐約時報今年1月時派記者，專程到柏大訪問數天，然後發表了一篇長文「山坡上的小亞洲」(Little Asia on the Hill，山坡指柏大校園位於山坡上，小亞洲指亞裔學生多)，此文刊出後，引起了廣泛注意。這篇文章除了報導「校園處處可聽到中文」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暗示美國高等教育失守，被亞裔文化所侵。
美國殖民起源於17世紀的清教徒，當清教徒乘船初到波士頓靠岸時，他們的領袖約翰‧溫梭普 (John Winthrop)就揚言，要在當地建立一個「山上之城」 (City on the Hill)，這個山上之城的文化，當然是英國清教徒的文化，而美國日後發展出來的文化，源頭當然也是清教徒的文化。但是，現在美國卻出現「山坡上的小亞洲」，紐時的文章因此而發出文化失落之嘆。
當然，紐時之嘆，是從美國本位文化出發的，卻不是從多元文化出發 (在美國本位文化之外，還有非裔、印第安裔、西裔和亞裔等文化)；如果從「多元文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的角度去看，文化入侵之嘆也就站不住腳。
除了多元文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質疑「亞裔學生多等於亞裔文化入侵」的說法。以華裔學生為例，柏大大部分華生不是在美出生就是自小來美，他們在美國受教育，價值觀已完全同化，思想和行為與一般美國本地生無異，說他們代表華裔 (或亞裔)文化入侵，根本是沒有的事。
亞裔學生的一些習慣，又往往被視為文化的象徵；例如，只懂唸書不顧其他、只唸工不唸文、上課時少發言、做實驗時少與同學互動等。不過，這些觀察不只僵化過時，也不正確，因為不只那些大部分已同化的亞裔學生沒有這些習慣，更重要的是，上課時滔滔不絕地說話的學生，並不一定就能夠讀好書，而在做實驗時頻頻與同學互動的學生，也不見得真能抓住實驗的意義。那些少互動、喜歡獨自做實驗的學生，往往更能想出做實驗的方法，更有創造力，更能掌握實驗的意義。
總而言之，柏大 (以及其他名校)的「唐人街現象」，不僅不是文化入侵，而且是全球化和族裔多元化下的必然趨勢。美國輿論現在不是鼓吹美國學生借鏡中印學生、學好數學和科學嗎？從這個角度看，柏大亞裔學生多，實在是一項優勢。(世界日報，12.7.2007)
賀錦麗這個人真有可觀之處。她之所以可觀，一是因為她本身的檢察官工作，二是因為她涉足政治；她涉足政治又是檢察官工作的延續，所以，要觀察她，最好看看她如何走上檢察官之路。
43歲的賀錦麗，不僅是舊金山首位女性市檢察長及首位非裔市檢察長 (她父親是非裔，母親是印度裔)，還是這個城市數十年來第一位檢察官出身的市檢察長 (當市檢察長不一定要檢察官出身，她的前任哈里南是辯護律師) 。
關於舊金山市檢察長的工作，可從以下的一件事情去了解。今年從監獄獲釋及回到舊金山的重罪犯共有2500人，而70%的重罪犯在獲釋後都會再次犯罪；對於市檢察長來說，防止這批人再次犯罪，確保社會的安全，是首要的任務。賀錦麗正推行一項司法制度上的改革，她主張給罪犯改過的機會，並且設計了一套讓罪犯改過和重投社會的計畫 (reentry program)；這套計畫已受到加州和全國司法界的注意，她也因此成為司法界的新星。
至於賀錦麗的涉足政治，也可從罪犯再次犯罪的角度去了解。加州實施了三振出局法 (只要三次犯重罪，就可判終生刑期)超過十年，導致囚犯人數高達18萬人，而又因為七成的罪犯在獲釋後再次犯罪，所以囚犯只會越來越多，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 (加州為每名囚犯所花費的開支已超過為每名學生所作的投資)。賀錦麗協助罪犯改過的主張和方法，已成為減少囚犯人數的希望，因此受到州府和全國的重視，她也因此走出舊金山，向州府提出法案 (例如保護證人的法案)，以便進行改革。由舊金山進而至州府，甚至全國，這就是賀錦麗涉足政治的基本原因。
賀錦麗走上檢察官之路，家庭影響是重要原因。她母親是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的研究員 (專業是內分泌學)，出身於印度上層社會的婆羅門家庭，家裏的人全都擁有高級學位和從事公職，賀錦麗受家庭影響，也走上法界之路 (她妹妹也是律師，目前是美國民權自由聯盟的民權律師)。她父母已離婚，父親是史丹福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她母親又有一名朋友，這名家庭朋友成為賀錦麗的「第二母親」；這名第二母親在路易斯安那州開設學前教育學校，對於生活困難、遭受家暴的女性和她們的小孩，都願意收容，並且給予她們支持，還對她們寄以期望，讓她們覺得人生仍有希望。賀錦麗說，這種對人寄以期望和助人建立人生的態度，對她影響最大。
賀錦麗說，她小時最崇拜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領袖，而那些領袖都是律師，所以大學畢業後，她就去唸法學院 (舊金山的加大海斯汀法學院)；唸完法學院，就去當檢察官，沒有選擇賺錢較多的律師工作。她的想法是：與其做民權律師，站在建制外扣門，倒不如進入建制內，去當檢察官，這樣自己就是決策者，可以從內進行改革。
賀錦麗又說，她深知檢察官的權力--檢察官具有起訴別人的權力，而起訴別人會產生嚴重後果，被起訴的人會被拘留，會失去社區的尊敬，甚至失去工作，生活從此翻天覆地。對於這種權力，她覺得必須謹慎地使用，故此對起訴一直抱著「避免對人造成損害」的態度。
賀錦麗最初在東灣阿拉米達縣當檢察官，後來再到舊金山，當哈里南的下屬；2003年競選舊金山市檢察長，擊敗哈里南，今年已是再度當選。批評者說，賀錦麗深具政治野心，把每個公職視為攀升至更高職位的踏腳石。不過，筆者卻覺得，具有政治雄心，並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她真有改善社會的辦法，為什麼不可以走出舊金山，到州府甚至華府，施展她的抱負？(世界日報，12.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