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於本月初成功連任舊金山市檢察長的賀錦麗，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因為她普遍地被視為下一任州檢察長和下一任舊金山市長的熱門人選 (如果她在2010年不選州檢察長，就可能在2011年選舊金山市長)；她甚至被視為聯邦司法部長的人選--如果歐巴瑪在明年當選總統，作為歐巴瑪的加州競選主席和民主黨司法界新星的賀錦麗，很可能成為歐巴瑪的司法部長人選。不過，在擁有光明的政治前途之外，她也受到不少批評，而這些批評則是她將來在爭取更高職位時必須面對的。
首先，華裔社區對於她在今年暑假時搶先起訴舊金山華裔市議員趙悅明就感到不解。趙悅明涉嫌謊報參選地址及勒索金錢的案子，在今年5月時曝光，而曾經在2003年獲得趙悅明大力助選、以及在同一年當選市檢察長的賀錦麗，竟然在舊金山市府律師和聯邦調查局還沒有提出起訴之前，就搶先以趙悅明涉嫌謊報參選地址而起訴他，而且起訴的罪名還是九項刑事罪。賀錦麗起訴趙悅明的案子，原定於本周一 (26日)舉行初次聆訊，目的是決定正式審訊日期，但趙悅明的新聘律師已要求把聆訊延至明年2月。
其次，是關於起訴率的批評。在過去四年的市檢察長任內，賀錦麗最大的政績是提高了對舊金山罪案的「起訴率」和「成功起訴率」；在她之前的上任市檢察長哈里南，因為起訴率和成功起訴率幾乎是全加州58個縣中最低的，因此而受盡批評，被人指責他未盡起訴罪案的職責。
但是賀錦麗的高起訴率和高成功起訴率真的站得住腳嗎？真的沒有可批評之處嗎？批評者指出，賀錦麗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決定是否起訴罪案時，進行了篩選，對於那些有定罪把握的案子，則大量進行起訴，而對於那些沒有把握的案子，則減少起訴，這樣就可以達到提高起訴率和 提高成功起訴率的目的。
對賀錦麗的最大批評，莫過於她沒有要求法庭判處一名殺警兇手死刑之事。舊金山一名年輕警察 (叫做艾史賓諾沙)，在2003年被殺，該市警方認為必須判處兇手死刑，但賀錦麗卻沒有作此要求，以致該市警方至今仍然對她懷有敵意。
為什麼賀錦麗會不要求判處殺警兇手死刑？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她有一種法理主張，認為有必要給予罪犯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主張減少起訴；這種給予改過機會和減少起訴的主張，在加州因實施「三振出局」的判刑法而導致龐大囚犯人數的情況下，特別顯得重要。加州目前的18萬名囚犯不僅造成沉重的財務負擔，而且在管理上已造成危機；如果能夠減少起訴，就等於可以減少囚犯人數，如果罪犯能夠改過，那麼他們就不會因再次犯罪而再被關進牢裏。賀錦麗這種主張已成為減少囚犯人數的希望，她也因此而被視為司法界的新星。不過，批評者卻指出，她之所以不起訴殺警兇手，是因為要借此案去宣揚她的主張，並且藉此引起加州和全國司法界的注意，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批評者又認為，對於賀錦麗來說，每一個職位都是一個跳板--跳到更高職位的跳板；她所做的一切，包括起訴某些罪案或不起訴某些罪案、以及在舊金山和沙加緬度州府建立關係網等，都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舖路。對於這些批評，賀錦麗將來在參加州檢察長或舊金山市長的選舉時，將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的。(世界日報，11.30.2007)
在張愛玲的小說世界裏，人生最重愛情，男女相愛，婚姻才有意義，生命才能安定，不過，她又認為人性自私，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難以真心愛人；因此，男女之間如何能夠相愛，成為了她的小說的大問題。從她的兩篇小說「傾城之戀」和「色，戒」去看，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人必須擺脫自私，才能相愛，但要擺脫自私，卻十分困難，往往不能靠當事人自己，而要靠外界的力量，譬如，依靠時代的力量。
「傾城之戀」的時代背景是1930、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女主角白流蘇 (28歲)，是一離婚女性，在舊社會的觀念中，離婚就等於女性的末日，她因此而承受不少壓力；另外，她自己也只想找歸宿，因此在遇到男主角范柳原時，心裏一味在計算，出發點完全不在於愛，出發點既不是愛，當然就談不上愛或不愛對方。
范柳原是英國出生的華僑，在西方教育的影響下，堅持男女之間一定要相愛，但他的問題是，永遠只追問對方是否愛他，卻不願意向對方作出任何承諾，因此他也是一個自私的人。
那麼，白流蘇和范柳原最後如何能夠擺脫各自的自私呢？張愛玲為此把1941年11月的太平洋戰爭安排在小說裏，讓他們經歷了日本攻打香港時的槍林彈雨和戰後的艱難生活，終於因此而衝破了一切自私的計算；「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隔著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至於另一篇小說「色，戒」，時代背景為1939年至1943年的中日戰爭，女主角王佳芝是大學生，為了抗戰愛國，與同學一起去行刺漢奸易先生，而男主角易先生則是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日夜做審訊殺人的勾當，卻又要擔心自己遭人刺殺，惶惶不可終日。
王佳芝和易先生身分對立，又各有打算，但兩人竟在這種背景下，擺脫了內心的計算，產生了愛情；當王佳芝醒覺到易先生真心愛她時，她作出了違背時代要求 (抗戰愛國)的決定，放走了易先生。張愛玲的人物就是如此--認定愛情的重要，因此不惜一切地去抓住一段情，連放走漢奸的後果也顧不了。
張愛玲在兩篇小說中顯示的小說筆法是：人性的自私，加上支持著自私的「文明」 (例如舊社會不接受離婚的觀念)，必須借戰爭這樣的時代大事，才能予以打破，男女之間才有可能真誠相愛。自私要以傾城、甚至傾國的戰爭才能破除，可見自私的根深柢固。
當小說家要寫一種人性 (例如愛情)時，往往不會直寫，卻要另找一事去把它襯托出來；「傾城之戀」和「色，戒」都以時代背景去襯托愛情，這是張愛玲小說筆法的一大特色。
張愛玲說過「傾城之戀」和「色，戒」的故事都很值得寫(分別寫於1943年和1950年)，還不斷改寫「色，戒」，在修改了30年後，才拿出來出版。兩篇小說之值得寫，除了與小說的內容有關，也應該與小說的時代背景有關。
對於她的小說，張愛玲又說過：「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得其情，指的正是白流蘇、王佳芝等的內心曲折；也就是說，在時代背景的襯托下，她們找到愛情的過程。哀矜勿喜，指的卻是我們不應因為了解她們
的感情而暗自歡喜，卻要為她們的蒼涼命運而感到悲哀與同情。(世界日報，11.27.2007)
「色，戒」引起的熱潮已經過去 (這部片子在美國放映已進入第九周，頭八周的票房只得401萬元)，現在回想，仍然可以感到一個多月前的熱烈氣氛，尤其是港台兩地影評之眾多，真如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現在熱潮過後，實在有再論的必要。筆者再論的出發點是：我們可以怎樣抓住這部電影的重點和意義？就好像我們了解一件事物那樣，一下子抓住它的重點和核心意義。
首先，這部片子像一般文學作品和電影一樣，描寫的也是人性；再確切一點說，是描寫人性中的情，是寫女主角王佳芝對愛情的醒覺和得到愛情的過程。不過，這樣去說這部電影，最多只能點出它的重點，卻未觸及它的意義，因此必須作進一步分析。
在王佳芝得到愛情的過程中，有一項特色，那就是因性 (色、性愛)生情。這就是為什麼李安不得不花大氣力去拍攝三場床上戲的原因，因為王佳芝主要是因性而生情，所以不能不在此落墨 (有人指出，就算要在此落墨，戲也無須半小時那麼長；筆者覺得，如果不是30分鐘，當然可以是28、29分鐘，卻不可能少過25、26分鐘，否則就交代不出感情的細緻發展過程)。
不過，指出因性生情這一點，還是不足以道出這部戲的意義，因為這部電影必須從時代背景去看，才能顯出它的核心意義。戲的時代背景是1939年至1942年，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抗戰愛國的思想瀰漫人心，人人都不能、也不應自外 (王力宏問眾同學，要不要參加刺殺漢奸的行動，沒有人敢說不)。王佳芝得到愛情的意義--也就是這部電影的核心意義，必須在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下才能襯托出來。
王佳芝得到愛情的意義在於：無論抗戰有多重要，愛國思想多麼不能缺少，但個人還是要面對自己的生命，為生命的方向作出選擇；當愛情發生時，當事人可能為了選擇愛情而顧不了其他的事(譬如抗戰愛國)。張愛玲和李安在這裏有一個一致的目的，那就是要用大時代大潮流去襯托出個人的愛情選擇。
王佳芝這個人實在有可觀之處：戲開始時，她的思想未定，自我和人生方向都未建立，只是動盪時代中的一個未定的生命，她的生命要往什麼方向發展呢？如何才可以找到自我？對於這些問題，「色，戒」提供的答案是：透過愛情。王佳芝找到了愛情，也就使她的生命「一切都變得有了目的」 (張愛玲原著小說的話)。
談論「色，戒」，少不了要牽涉到張愛玲，因為李安的電影無論如何也只是改編自她的小說。那麼，張愛玲的小說和李安的電影，對於王佳芝的情，會有些什麼不同的刻劃？我們應該指出的是：張愛玲在描寫王佳芝選擇愛情及置刺殺漢奸的行動於不顧時，較為著重王佳芝的一時動情和惘然(只是當時已惘然)，而李安則刻意描寫王佳芝有意識地作出這種選擇。
小說中的王佳芝，在放走漢奸易先生後，吩咐車伕去的地址是「愚園路」，那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址，用意是逃避追捕；但電影中的王佳芝則告訴車伕要去「福開森路」，那是她和易先生偷情的地方。「張愛玲的王佳芝」和「李安的王佳芝」的分別，最明顯的莫過於此。
李安的王佳芝，在被處決時必須面對同學，她心裏當然後悔連累了同學(因為她，他們才會被捕)，卻沒有對自己的愛情選擇感到後悔。李安就是這樣去刻劃王佳芝：她一直明白自己的感情，她要的，就是愛情，至於那個時代的一切，她可就顧不上了。 (世界日報，11.23.2007)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瑪上周三來灣區拉票，晚上在舊金山的葛拉罕市政大會堂演講，參加者超過六千人，大批參加者在會堂門外排成長龍，繞了一大個圈，慢慢等候入內 (每人須付費15元至30元)，不少人都只是為了一睹歐巴瑪的風采。據報導，這次集會的人數是今年總統選舉至今為止人數最多的一次。民調一直大幅落後給對手喜萊莉的歐巴瑪，竟有如此的吸引力，實在值得注意。
歐巴瑪上周三還去了山景城的Google總部，出席了一個市政廳會議，參加的Google員工達1500人，在人數上超過了喜萊莉、朱利安尼等稍早前在該公司舉行的同類集會；參加者這麼多，也反映出歐巴瑪對Google員工的吸引力。
歐巴瑪的競選主題是「改變」 (change)，他的吸引力顯然與他要求改變的事項有關；他所說的改變，指的是改變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政策，改變美國在國際間的低落形象，改變華府的黨爭政治文化，以及改變美國國內種族不平等的情況等。
「改變」這個競選主題之所以吸引，當然與人心思變有關，人心思變又源於對現狀不滿 (不滿伊拉克戰爭、不滿布希、不滿黨爭導致國會無法就非法移民等問題作出決定)，因為不滿現狀，所以期望改變。
歐巴瑪力言改變現狀，正好說出了美國人的心裏話，因此帶給他們希望，這是他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不滿現狀的民眾，只要聽到他批評布希，聽到他要求結束戰爭，要在16個月內全部撤軍，就感到興奮，心裏充滿認同感。
「改變」是選舉的永恆主題，每四年一次的美國選舉當然不例外。選舉年的時勢越惡劣，選民就越喜歡聽到要求改變的聲音，候選人提出的改變之聲也越響亮；就算選舉年的時勢不怎麼壞，選民對改變現狀的要求不怎麼大，候選人也得挖空心思，找出需要改變的事情，用來作為競選議題。
在這次選舉之中，歐巴瑪要求改變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新意；不過，由於他民調落後，力求追上領先的喜萊莉，加上他是這次總統選舉中唯一在出兵伊拉克前已表示反戰的參選人，所以他可以在競選中盡情反戰，盡量說出選民心裏希望停戰的心聲。
相對而言，喜萊莉就不能那樣暢所欲言地反戰，因為她在國會授權布希出兵時，曾投了贊成票，所以現在反戰，也就難以自圓其說；況且，她明顯地在做「政治計算」，必須兼顧左右兩派，避免因反戰過於激烈而疏離了較保守的選民。
歐巴瑪吸引力雖大，要求改變現狀的說話又受到普遍歡迎，但吸引力卻不一定能夠為他爭取到選票。紐約時報和CBS一周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在最先舉行初選的愛阿華州，喜萊莉與歐巴瑪的支持度雖很接近(25%與23%之比)，但在「可選性」 (electability)的因素上，卻顯露玄機，因為80%的選民認為，喜萊莉「已作好當總統的準備」 (prepared to be president)，但認為歐巴瑪作好這樣準備的，只有18%。
總統候選人的可選性在2004年的總統初選中曾發生過威力，當時的民主黨參選人霍華德‧迪恩，打的也是改變現狀的牌，並且在投票前刮起了一股選民熱潮。不過，到了投票時，卻在愛阿華州大敗，選情從此一蹶不振。同樣的情況今年可能再次重演，歐巴瑪現在的考驗是，能否把吸引力轉化為選票。如果愛阿華的選民到1月3日投票時仍然認為歐巴瑪的可選性低，那麼，他在全國各地掀起的「改變熱潮」，對他的得票將難有幫助。(世界日報，11.20.2007)
華爾街日報的新老闆、報業巨人梅鐸 (Rupert Murdoch)日前表示，將取消該報網站向讀者收費的計畫，從此全面開放該報的內容，不再收費。梅鐸這項不再收費的決策，真是高瞻遠矚，不僅關係到華爾街日報的發展，更關係到正在發生中的資訊革命的發展。
在美國的主要報紙中，華爾街日報是唯一要求讀者付費才能閱讀其網站大部分內容的報紙，而且這項收費措施1996年就開始，到了現在，已有一百萬名付費讀者，該報每年因此取得5000萬元的收入。這種收費的經營模式，成為不少報紙借鏡的對象，因為其他報紙都希望藉此增加收入，例如，洛杉磯時報2005年時曾一度要求讀者在閱讀該報某些內容時付費。
從5000萬元收入的角度去看，梅鐸決定放棄這筆收入，把網站改為免費，實在不簡單。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答案是：他要擴大讀者的數量，而開放和免費才可達到這個目標。他希望華爾街日報的網站將來有1000萬、甚至1500萬名讀者，而不是現在的100萬。讀者人數增加，廣告費的收入就會提高；如果讀者人數大幅度地增加，廣告費的收入就可超過5000萬元。
梅鐸的決策反映出他的目光遠大，與華爾街日報過去十年只顧向讀者爭取「閱讀費」的策略，真的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報紙網站不再收費的遠見並非梅鐸獨有，因為紐約時報兩個月前也作出了同樣的決定。
紐時的網站在2005年推出「TimeSelect」的收費辦法，讀者如要讀該報一些受歡迎的專欄文章 (例如Maureen Dowd、Paul Krugman、Thomas Friedman、David Brooks等專欄)，必須繳交49.95元的年費。這項收費辦法推出後，吸引到23萬名付費讀者，替該報每年取得1000萬元的收入。
不過，紐時卻在兩個月前宣布取消有關的收費辦法，並且決定全面開放內容，讓讀者免費在網上閱讀；決定不再收費的理由也跟梅鐸一樣，就是看到讀者增加可帶來廣告收入。紐時在今年9月17日刊出的啟事中解釋說，由於過去兩年的網上讀者增加了，連帶使廣告收入也相應增加，因此無須再向讀者收費。
紐時和華爾街日報的政策取向反映出「向讀者收費」的經營模式已無必要，而代之而興的則是「開放免費」的模式。看來，後一種模式將是報紙網站的未來趨勢。
關於報紙網站的讀者數量，其實像紐時和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名牌大報，如果能夠全面開放和免費，能夠吸引到的讀者數量，可以是非常巨大的；梅鐸所說的1000萬或1500萬，可能低估了其潛力。我們只要看全球有多少人使用英語，以及有多少人學習英語，就可想像到像紐時這樣的名牌，它在全球的潛力，可能是以億計的讀者，而不是以百萬計的讀者。試想想，「全球第一質報」的紐時，竟然不用付錢，就隨時可在網上讀得到，這是多麼奇怪和美妙的事！
隨著紐時等主要報紙的網站在全球流行，接觸到大量的讀者，一項更重要的現象將會出現---知識將會空前地擴展，讓正在發生中的資訊革命可以更推前一步，這是網路出現之前，尤其是網上報紙未完全開放和免費之前，難以想像的。像紐時這樣的報紙，政治、經濟、科技、藝文、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識共冶一爐，它的內容已等於西方現代文化的具體呈現；讀這樣的一份報紙，已不只是看新聞那麼簡單，我們讀到的，其實已包括了西方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世界日報，11.16.2007)
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一個多月前出版的回憶錄「動盪的年代」 (Age of Turbulence)，自上市以來，已連續七周高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反映出希望窺探葛老掌握經濟走勢的「特異功能」的人實在不少。這部回憶錄記載了他在聯準會的日子，又以專章評論經濟，都是意料中事。不過，書裏也提到他年輕時的思想導師艾茵‧蘭德 (Ayn Rand, 1905-82)，意外地使這位在四分一世紀前已去世的美國哲學家和小說家再度受到注意。
蘭德1940年代已經成名，1950年代時住在紐約市，而葛林斯潘當時則剛於紐約大學完成學業 (1948年經濟系畢業，1950年得經濟學碩士)；那時，包括葛林斯潘在內的蘭德追隨者，每逢周六都到蘭德的公寓聽她講述她的思想。
蘭德有一種個人主義思想 (在哲學上稱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主張人絕對有權只為自己而活，不必受別人、社會或上帝的影響。這種利己思想，即使在著重個人主義的美國文化之中，仍然顯得突兀和前衛，使思想保守的人感到不自在。
美國學界並不重視蘭德的哲學，她的思想主要依靠她的小說而流行，尤其是她在1957年寫成的「阿特拉斯擺脫重負」 (Atlas Shrugged)。這本小說在出版40年後仍然受到歡迎，去年在美國的銷量仍有15萬本。另外，推廣蘭德思想的「蘭德研究所」，每年將數十萬本她的小說送給全國各地的高中學校，去年就送出了40萬本，目的是要維持蘭德思想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
葛林斯潘年輕時在紐約公寓聽到的，主要是「阿特拉斯」的原稿，因為那時蘭德正在撰寫這本長達1200頁的小說，而書中所說的正是蘭德的個人主義思想。
「阿特拉斯」在1957年出版後，受到左右兩派攻擊，指責這本書宣揚「貪婪」，又認為蘭德因「仇恨」而寫出這樣的書。葛林斯潘投書紐約時報，為此書辯護，指出「阿特拉斯」是一本宣揚生命和快樂的小說，書裏的人物都具有創造力，他們既擁有堅定目標，又以理性的方法去實現目標；沒有目標或理性的人，就只是社會的寄生蟲，注定滅亡。
葛林斯潘的話足以反映蘭德的個人主義思想的核心，而這種核心正是使得數代讀者 (包括不少知名事業家)得到啟發的原因。
個人主義的核心意義原是個人的自主性，即一個人要作為自己的主宰，而蘭德的個人主義思想又比這個再推前一步，她是說：當人在問自己為什麼而生存、以及作出選擇時 (例如選擇以個人成功為生存目標)，絕對有權只為自己的利益和目標而活，無須為別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因為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自己，而不是他人、社會或上帝。
曾經挽救卡夫食品公司 (Kraft)和吉列公司 (Gillette)的著名企業管理人詹姆斯‧基爾特斯，也是蘭德思想的支持者；他說，1960年代時，反建制和虛無的思想瀰漫美國，年輕人都不懂以事業為目標，他卻因為讀了「阿特拉斯」，因而消除了困擾，決定了自己的方向。
蘭德喜歡把小說人物寫成為英雄，因為在她的思想中，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對於英雄，她的定義是：具有目標和理性的人，即使與社會產生衝突，卻依然奮鬥不懈，朝著目標而前進。雖然一些文學批評家指出，蘭德的小說人物太理想化，不切實際；不過，這種英雄崇拜正是她的小說能夠啟發人心的原因。(世界日報，11.13.2007)
在本周二(6日)的選舉中，舊金山市檢察長賀錦麗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順利連任。為什麼沒有人挑戰她？舊金山是加州的司法中心，州最高法院、州第一區上訴法院、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聯邦地方法院、以及舊金山本身的高等法院，全都集中在這裏，因此滿城都是律師，其中具有政治理想的律師更是不少；所以，沒有人出來挑戰賀錦麗的現象，實在值得注意。
筆者認為，賀錦麗沒有對手的原因有二，一是她整頓舊金山市地檢處有成績，二是她的法理思想深受重視，被視為「司法的希望」。
在賀錦麗於2003年上任前，舊金山的市檢察長是哈利南，地檢處在他領導的八年內，罪案起訴成功率差不多是全加州58個縣中最差的；地檢處內部也很混亂，檢察官員花在文書工作的時間占了三分一，加上哈利南的決策欠缺規律和準則，下屬整天擔心會被解雇，視上班為畏途；曾有一次，14名下屬中飯後返回辦公室，竟發現辦公桌上全都放著解雇信。
經過賀錦麗的整頓，地檢處去年的罪案起訴成功率創出十年來的新高，地檢處員工現在的士氣比哈利南時期已大為提高。
整頓地檢處雖讓賀錦麗得到舊金山司法界的支持，卻不能像她的法理思想那樣引起加州和全國司法界的注意。
市檢察長的工作主要是對嫌犯進行起訴，賀錦麗必須對每年的2萬8000宗案子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又牽涉到起訴的準則和打擊犯罪的考慮。關於起訴，她主張不隨便起訴，尤其對於初犯者，須給予改過自新的「第二次機會」；唯有幫助罪犯改過自新，才能中止他們再次犯罪，也因此才能幫助他們重拾人生，以及避免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
執法者大都知道「第二次機會」的重要性，但賀錦麗的突破之處在於能夠設計出一套落實「第二次機會」的計畫。她在舊金山設立了一項「重返社區」 (Back-On-Track)的計畫，以協助初次犯罪者改過自新。她知道要罪犯改過，必須在他們掙扎改過的過程中，給予實際支持，才有望取得預期效果，如果不給予支持，效果必然欠佳；所以她的計畫會為罪犯提供職業訓練和其他實際的協助(例如協助找工、提供托兒服務)。
「重返社區」的計畫實施了三年，在參加過計畫的三百多名罪犯中，只有10%因再次犯罪而入獄，另外的90%都能改過自新，重投社會。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因為加州70%的罪犯都會因為再次犯罪而重返監獄。加州今年總共釋放12萬名重罪犯，其中的2500名會回到舊金山，因此對社會造成很大威脅，如果「重返社區」的計畫能夠擴大實施，在這裏應可產生作用。
今年43歲的賀錦麗，已被民主黨視為黨內的司法明星，認為她是將來的加州檢察長理想人選；如果歐巴瑪當選總統，她將會是聯邦司法部長的人選。為什麼民主黨如此看重她？主要就是因為她的法理思想。
民主黨的司法觀念向來較能同情生命，不像保守派那樣主張強硬執法，希望把違法者一律關進牢裏。但是這種同情生命的想法卻遇到一個大難題：對於大量重覆犯罪的人(加州70%的罪犯在獲釋後都會因再犯而重返監獄)，該如何處理呢？如果像加州那樣實施三振出局法(只要三次觸犯重罪，就須終身監禁)，只會令囚犯人數迅速和大量增加，對政府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民主黨在司法上的難題是：該怎樣才能同情生命而又能維持執法？賀錦麗的「第二次機會」的思想，正好為這項難題提供一個出路。
在四年前首次競選市檢察長時，賀錦麗為自己的司法主張設計了一句口號：「無須強硬對付犯罪，卻要聰明地對付犯罪」 (Not tough on crime, but smart on crime)。這種主張引起了加州和其他地區的檢察官員的注意，德州達拉斯市現任檢察長克萊格‧瓦肯斯 (Craigh Watkins)就因為借用這句口號和主張，以致在選舉中勝出，當上了市檢察長。這個例子足以顯示，為什麼賀錦麗會被視為「司法的希望」。(世界日報，11.9.2007)
突然間，歐巴瑪的選情，令人覺得大勢已去，看來已難以追上喜萊莉。
為什麼會這樣？他的選情不妙，在上周末最容易看得出來。27日和28日那兩天，總統選舉的新聞都不約而同地放在喜萊莉身上；例如，美聯社報導，傳媒開始把這次選舉縮窄為「喜萊莉與朱利安尼之爭」，又說歐巴瑪追上喜萊莉的時機已過；另外，歐巴瑪自己也連續兩天批評喜萊莉，指她不敢面對社安改革；朱利安尼則諷刺喜萊莉尚未當選，就已經說當選後會派人向世界各國說明，「美國的牛仔外交已成為過去」；還有，第一夫人蘿拉也忍不住說，不管喜萊莉這名參選人是男還是女，反正一定不會把票投給她；前總統柯林頓也選擇在這個周末公開表示，自己的妻子是最好的總統人選。
新聞界、歐巴瑪、朱利安尼、蘿拉、柯林頓都把注意力放在喜萊莉身上，這就是形勢；相比之下，被邊緣化的歐巴瑪，顯然大勢已去。
歐巴瑪選情生變，主要是因為民調長期落後，支持度只及喜萊莉的一半 --譬如，在上周公布的一項加州民調中，喜萊莉得43%，歐巴瑪只得22%；這種支持度持續落後的事實，甚至已經使歐巴瑪的支持者難以相信，他還有追上喜萊莉的機會。
備受尊重、立場客觀的華盛頓郵報政治評論專欄作者大衛‧布洛德 (David Broder)一周前曾到歐巴瑪的大本營芝加哥作實地觀察，發現他的支持者士氣低落，已失去勝選信心。布洛德把這種內情報導出來，歐巴瑪也就等於被打進了敗部。
在指出歐巴瑪選情生變之餘，更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在全國受到歡迎的歐巴瑪，卻在民調上得不到支持？這裏面是否有些什麼情況值得我們注意，而又可以增加我們對美國總統選舉的了解呢？
歐巴瑪很受歡迎，這是事實，從他今年初宣布參選直到現在，一直如此，沒有改變；那麼，我們可以怎樣了解他受到歡迎的這個事實？
對美國政治抱有理想，可能是歐巴瑪受到歡迎的主要原因。他認為，美國政治長期分化，保守自由兩種勢力各為其主，導致在政治上出現黨爭，以及在文化上出現對立；他因此站在超然的高度，呼籲全國團結，消除分化對立。
歐巴瑪的競選主題，就是改變黨爭和分化的現狀，這種要求改變現狀的言論，擊中了美國人不滿現狀的心靈，因而大受歡迎。美國的總統選舉就是如此，當人民越對現狀不滿，就會越對改革的聲音表示歡迎。
既然歐巴瑪那麼受歡迎，為什麼卻在民調上得不到支持？美國選民顯然把他的要求改革和他的實際經驗分開來看，一方面因渴望改變而歡迎他的言論，另一方面卻意識到，他的政治經驗不足 (45歲，只當了三年聯邦參議員)，還不適宜當總統，所以不願意把票投給他。
從歐巴瑪的情況看，我們可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候選人能夠提出改革政治的理想並不是最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候選人必須令選民相信他能夠落實政治理想。
喜萊莉在這次初選中打的是經驗牌，剛好對症下藥，暴露出歐巴瑪經驗不足；她顯然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但其實她是否真的具有經驗，還很值得商榷，因為她既沒有在政府中當過部門首長，也沒有在地方上當過市長州長；她有的，只是六年的聯邦參議員經驗，但參議員的工作只屬議事問政，與實際的管治經驗顯然不同。
現在離開愛阿華全國第一個州的初選(1月3日舉行)，還有兩個月，而歐巴瑪在這個州的支持度又與喜萊莉相去不遠 (23%與29%之比)；因此，如果歐巴瑪能在愛州一舉勝出，擊敗喜萊莉，他的選情或者就可以得到提振。(世界日報，11.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