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世界日報的「藝文隨筆」，雖然寫了不到四年，但已四次報導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2004年是奧大利的葉利尼克 (Elfriede Jelinek)，2005年是英國的品特 (Harold Pinter)，2006年是土耳其的帕穆克 (Orhan Pamuk)，今年是英國的萊辛 (Doris Lessing)。回顧這四位作家的得獎，筆者發現，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顯然認為，文學必須兼差--除了藝術的正職以外，還要兼顧政治社會事務的工作。
所謂「文學的兼差」，是相對於「文學的正職」來說的。文學的正職是作為藝術，雖然它以人生社會為內容，但它不是政治學或社會學，所以文學作品不是政治評論或社會研究，自應有其藝術標準要遵從。
不過，從過去四年的評審準則來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顯然認為，文學不應獨善於藝術之身，而是要與政治社會事務結合，並且就政治社會事務指點方向，以便文學可以在政治社會事務上發揮影響。
以葉利尼克來說，她的小說和戲劇有兩大主題，一是女性主義，二是反右思想。她的反右，主要是反對近年興起、排斥移民的奧地利新納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另外她又反戰，當美國在2003年出兵伊拉克時，她立即寫了劇作「Bambiland」，諷刺布希發動戰爭，並且預言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最後必定慘淡收場。2005年，她又寫了另一劇作「巴別塔」 (Babel)，諷刺美軍人道盡失，既連累平民又虐待俘虜。
至於2005年的得獎人、今年77歲的品特，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時，已以「荒謬劇」成名，但1970年代以後越來越政治化，在美英兩國共同出兵伊拉克後，他大罵布希為屠夫，又指責布萊爾為「被迷惑的白癡」；在2005年的諾貝爾頒獎演講中，他更指出美國發動戰爭，等於犯罪。他的反戰作品包括出版於2003年的詩集「戰爭」。品特在2002年被診斷出患了食道癌，病情一直沒有好轉，但生命越到盡頭，人就越憤世嫉俗，他自言是「以憤怒面對死亡」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去年的得獎人帕穆克，曾公開指責，土耳其政府在屠殺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的事件中應負上責任，這樣的言論當然是很政治性的。不過，他的最重要小說主題卻是文化衝突。處於歐亞兩個大陸連接點的伊斯坦堡市，正是他描寫的對象；這個城市充滿新舊文化和東西文化的衝突，昔日鄂圖曼帝國遺留下來的殘破建築物，像陰魂一樣纏繞著伊斯坦堡人，而回教文化與非回教文化的衝突，也造成伊斯坦堡人的分歧。
至於今年的新科得獎人萊辛，在1962年出版女性運動先驅小說「金色筆記」之前，早已描寫過共產主義、黑白種族衝突和一些其他的政治議題。在本月22日就88歲的萊辛表示，她已計劃寫兩本反戰小說，其中一本小說的設想是，如果世界大戰沒有發生過，她父母可以過怎樣的正常生活，而另外一本小說則打算描寫人在戰爭中的苦況。
在上周瑞典宣布把獎頒給萊辛後，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哈洛德‧布魯姆 (Harold Bloom)的回應是，萊辛的早期作品還可以，但最近15年的作品就令他讀不下去，至於她寫的科幻小說，更只屬四流作品；他又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只顧考慮作家和作品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對於布魯姆對她的批評，萊辛當然不會茍同，但是布魯姆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批評，卻與她不謀而合，因為萊辛在上周被記者追問時，曾衝口而出地說：「這個獎與藝術無關。」布魯姆與萊辛的話，正好反映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準則--文學必須兼差。(藝文隨筆，世界日報，10.16.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