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最轟動最賣座的三部電影所描寫的愛情，很巧合地，都是黯然收場的。
在新片「色，戒」裏，女主角王佳芝對她的刺殺對象漢奸易先生動了真情，但動了真情的結果是，她和她的同伴遭到殺害，愛國的理想也因而斷送了。
在兩前年引起美國社會轟動的「斷背山」裏，兩名男生自然而然地互生情意，此後一生忘不了，也放不下，但是這段不為社會接受的愛情，帶給他們的，只是一生的抑鬱。
在2000年讓李安聲名大噪的「臥虎藏龍」裏，周潤發和楊紫瓊那一段具有現代感的愛情，卻因為章子怡的任性而被犧牲，周潤發也被連累致死。
為什麼這一段段的愛情總是要黯然收場？是什麼原因使得愛情像失控汽車一樣，以車毀人亡告終？
李安電影在描寫愛情時，總會出現一些阻力，使得一段段愛情少不了要出現狀況；這些阻力有些來自社會和他人，有些則來自當事人自己。
在外在的阻力方面，「斷背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長達20多年，由1960年代到1980年代，那時的美國社會還不像現在那樣能夠接受同性戀，男主角之一的「英尼斯」，更因小時目擊過兩名男同性戀者被處死，因而心懷恐懼，不敢與「賈克」生活在一起；在社會的壓力下，兩人的刻骨之愛，只能黯然收場，並且帶給他們失敗的婚姻和坎坷的人生。賈克最後死於意外，英尼斯則落泊潦倒，淪落到只住在流動房屋裏。
在「理性與感性」裏，阻力也來自外在的社會觀念。在珍‧奧斯汀的原著小說世界中，女生是否能夠找到丈夫，往往視乎她有沒有承繼財產、以及有多少生活費。戲一開始，兩名女主角的父親就去世，而18世紀時的英國法律規定，財產只傳男不傳女，所以她們頓時陷入「難以找到丈夫」的危機。
在「喜宴」裏，阻力則來自他人。趙文瑄飾演的台灣移民，徘徊在愛情 (男同性戀之愛)與親情 (父母之情)之間，無意割捨任何一方，這種內心掙扎使愛情變成煩惱，不再是快樂。
在內在的阻力方面，「色，戒」是一個好例子。女主角王佳芝懷著愛國熱情去行刺漢奸易先生，但在以美人計去誘捕易先生的過程中，竟因色生情，到了刺殺行動的緊要關頭，發覺自己動了真情，並且在一時心動下，選擇了愛情，放棄了行刺，通知他逃走。但是，她這一選擇，卻導致自己和同伴被殺，因為易先生逃出陷阱後，立即下令捕殺她和她的同黨。王佳芝對易先生之愛，顯然是「心」不由己地產生的，她不僅不能使自己不生情，也不能阻止自己不選擇愛情和放棄愛國。
在「臥虎藏龍」裏，阻力可以說是來自人的性格。章子怡的任性和追求自由，並不是社會和別人強迫給她的，而是她的性格使然；不過，任性的性格卻導致別人的不幸，也使別人的愛情白白被犧牲了。
整體而言，李安初期電影所呈現的愛情觀比較開朗，沒有近期電影那樣傾向於黑暗。例如，「喜宴」 (1993)和「理性與感性」 (1995)，雖然把愛情描寫為麻煩多於快樂，但最後仍是喜劇告終；但近期的「斷背山」 (2005)和「色，戒」 (2007)，則是百分百的愛情悲劇。
上述的分析顯示，李安電影所描寫的愛情，雖在人生中很重要，也能為人生帶來意義，卻不是人生的一切，也不一定可為人生帶來快樂。(藝文隨筆，世界日報，9.28.2007)
從1992年到2007年，李安總共拍了十部電影，在這十部電影中，我們注意到一項事實：前三部與後七部的敘述觀點明顯不同。前三部講的是台灣人的故事--「推手」和「喜宴」是在美國拍攝的台灣移民故事，第三部「飲食男女」則是在台拍攝的台北人故事；後七部則放棄了台灣人的觀點，改以西方現代人的觀點去看發生在不同國家的故事。【「理性與感性」的背景是18世紀的英國、「與魔鬼共騎」的背景是19世紀的美國、「冰風暴」的背景是1970年代初的美國、「斷背山」的背景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美國、「臥虎藏龍」的背景則是清朝時期的中國、「色，戒」則是1940年代的中國。】
隨著敘述觀點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改變。所謂「敘述觀點」和「價值觀」指的是：例如「喜宴」裏的高偉同 (趙文瑄飾)，是台灣移民，故事基本上以他的觀點去敘述，他徘徊在親情和愛情 (男同性戀)之間，因此出現中國傳統價值與西方現代價值的衝突。所謂「價值觀的改變」，則指在後七部片子中，李安為了要走向好萊塢，成為國際導演，所以放棄了台灣移民的題材，連帶也放棄了台灣移民的敘述觀點和價值觀，代之以西方現代人的觀點和價值觀。
那麼，什麼是現代人的價值觀？我們可舉龍應台的說法為例。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文章中，龍應台說她在價值觀上有一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重視生命、人道、獨立和自由，可算是現代文明最核心的精神價值。
事實上，不少作家都像龍應台一樣，在留英、留美、留歐、親身在西方社會體會過「現代價值」後，都把它視為普遍價值，並且以這套普遍價值回頭去看中國的一切。對於1970年代中就到美國求學和居住的李安來說，也可作如是觀。
李安的電影 (尤其是後七部)，可說是以關於人性、愛情的現代價值去處理不同題材的結果。正因為以現代價值去處理題材，所以才會出現「臥虎藏龍」的問題--一些批評說，周潤發和楊紫瓊在戲裏的愛情太現代化，而章子怡的追求自由，也是現代人的感情，因此與武俠片的中國舊社會人情不合。可是，「臥虎藏龍」所描寫、有關人性和愛情的普遍價值，正是這部電影能夠擺脫武俠片窠臼的原因，也因此才能在國際上受到歡迎。
嚴格來說，以現代價值去處理不同文化的題材--例如18世紀的英國愛情、19世紀美國內戰時期的愛情、1940年代中國抗戰時期的愛情、以及美國社會中的男同性戀題材，那是注定會出現傳統與現代不合的問題。但這裏的重點是，李安認定了現代愛情觀具有普遍性，適合於用來處理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愛情，並且以之揭露出各段愛情的特性--例如「色，戒」女主角因色生情的人性弱點，又如「斷背山」兩名男性不能自控地發生愛情，後來更因為不懂得處理這段情，以致抑鬱一生。
總而言之，除了初期的三部片子，李安在1990年代後半期成功打進好萊塢、並且在2000年以「臥虎藏龍」成為國際一級導演之後，他以現代價值去探究人性的信心就越來越強，到了「斷背山」和「色，戒」，在面對男同性戀和女性因色生情的敏感題材時，已無須避忌，只按藝術的需要，把男同性戀之愛和女性性心理都具體地拍了出來。(藝文隨筆，世界日報，9.25.2007)
李安的電影類型眾多，在地區上，有中台港、美國、英國之分；在語言上，有英語華語之分；在時代上，有古代現代之分。更令人奇怪的是，李安樣樣皆能拍出特色，例如「臥虎藏龍」成為華語武俠片打進國際市場的開路先鋒，又如「理性與感性」，戲裏表現的18世紀英國人情連英國人也信服不已。科幻動畫片「綠巨人」裏的科幻動作，實在令人一新耳目；兩年前的「斷背山」，拍出了細致的男性愛情，令原來不同情同性戀的人也受到感動。
這種樣樣皆能的現象，成為「李安電影」的一大特色。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可以怎樣去了解？在多類型電影的背後，有沒有一些屬於李安的核心東西？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一項情況是：從1992年第一部電影「推手」到2007年的新片「色，戒」，李安一共拍了10部片，除了最初三部台灣片，其餘七部都改編自別人的小說。
有關的七部電影是：1995年的「理性與感性」，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的同名小說；1997年的「冰風暴」，原著是美國小說家芮力克‧穆迪 (Rick Moody)的作品；1999年的「與魔鬼共騎」，原著是美國作家丹尼爾‧伍德瑞爾 (Daniel Woodrell)的作品；2000年的「臥虎藏龍」，改編自王度盧的武俠小說；2003年的「綠巨人」，改編自美國作家森姆‧雷米 (Sam Raimi)的漫畫；2005年的「斷背山」，改編自美國作家安妮‧普洛爾茲(Annie Proulx)的一篇短篇小說；2007年的「色，戒」，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短篇小說。
在這七部片子中，李安明顯地使用一種尋找題材的方法：尋找適合的小說 (不論來源，古今中外均可)，以便用來拍攝。
對於這種尋找題材的方法，我們不禁要問：在那些被選中的小說中，會有些什麼共同性質？如果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就等於找到「李安電影」的核心性質。
筆者認為，在七部片子中，愛情是最核心的題材。「斷背山」固然是一個愛情故事，「理性與感性」也是；「臥虎藏龍」既有周潤發和楊紫瓊的愛情，也有章子怡與張震的另一段愛情；在張愛玲的小說「色，戒」裏，湯唯對梁朝偉動情也是全篇小說的重點。在「冰風暴」裏，凱文克萊和雪歌妮微佛各自的婚姻都出了問題，卻發生了一段中年情。只有「綠巨人」較為不同，因為它對父子關係的描寫超過了對男女之情的刻劃。
既然愛情是核心，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追問：七部電影所描寫的各段感情，會有些什麼共同的性質？
我們不得不說，各段感情顯示出一種傾向：試圖把一些沒有電影拍過的不同愛情面貌拍出來。因為從來沒有電影拍過，所以一拍出來，往往就有令人一新耳目的感覺。
「喜宴」和「斷背山」的同性愛情固然符合這種傾向，其餘各片的愛情也莫不如此。「色，戒」講女特務 (原是愛國女學生)王佳芝，在執行誘捕漢奸易先生的危險行動中，竟對易先生動了真情，這一段感情可說是隱情，其不為外人道的隱藏性質，比「斷背山」中不敢向社會公開的一段情，一點也不遑多讓。「凱文克萊和雪歌妮薇佛」及「章子怡和張震」的兩段情，在戲裏都是不敢公開的愛情。
可以這樣說，李安在尋找適合的小說時，很可能以小說中的愛情描寫為著眼點，而在考慮愛情的描寫時，又很可能以是否有新意為重點。正因為有這樣的考慮，所以李安的電影在寫情方面才會讓人覺得層出不窮，不斷為觀眾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世界日報，9.21.2007)
在張愛玲的傳奇人生中，有不少令人不解的地方，例如，她年輕時與胡蘭成的一段感情，又如，她在1950年代中來美後，一直過著「孤獨、與塵世隔絕」的生活 (夏志清語)。
本欄上周那篇「只是當時已惘然」，從小說「色，戒」的女主角王佳芝的愛情去看張愛玲與胡蘭成那一段感情，算是解答了上述的第一項不解，今天再談第二項的不解。
張愛玲的小說以「色，戒」為題，「戒」指戒指，王佳芝以美人計誘捕漢奸易先生，要易先生買鑽戒給她，而刺殺易先生的行動也安排在他們去買戒指的珠寶店。戒指有拴住人的意思，因此也連帶具有要人警戒的意思--在行為上保持警戒，不要犯錯。
雖然小說的題目強調在「色」和「戒」之間，加上一個逗號，刻意把兩個字分開，但這兩個字也應當具有連在一起的意思，換句話說，將兩個字連在一起時，意思就是：要對「色」保持「警戒」。
「色」除了是「色情」 (感情、愛情)，也是「色相」 (世間一切事物的形相，亦即是對事物的感覺)；那麼，對色保持警戒，就等於要對事物感情保持警戒。
對事物感情保持警戒的態度，是張愛玲藉著王佳芝的愛情波折向讀者提出的忠告。王佳芝因色生情，在刺殺漢奸易先生的關鍵時刻，一時心動，感到易先生「是愛她的」，因此動了真情，通知易先生逃走；不過，易先生逃離刺殺陷阱後，卻下令追捕和槍斃她。王佳芝動真情的收場，竟是賠上自己的生命。
據夏志清說，張愛玲在1955年 (35歲)來美後，一直過著「極孤獨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同塵世隔絕」 (見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的夏志清序文」)。這裏要注意的是，張愛玲來美後第二年，即與作家賴雅結婚，表面上已不算是孤獨，但她不與人來往，過的不是一般人的正常生活。賴雅在1967年因病去世後，張愛玲身邊就連唯一的親人也失去；當水晶在1971年秋天到柏克萊加大尋找張愛玲時，就發現她獨居、難得見人。到1973年她移居洛杉磯後，生活也就更加孤獨。
不過，張愛玲年輕時並不是那樣「與塵世隔絕」的。夏志清的說法是：「在散文集「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現出強烈好奇和愛好。... 她寫出來的每一觀察、每一景象，都表達了她自己的感官反應，流露自己的感性境界。」
跟年輕時熱愛生活相比，張愛玲中年以後對生活保持距離，就格外明顯。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去了解這種對生活保持距離的「警戒心」呢？
對於張愛玲的警戒心，我們可作出以下的觀察。第一，對於張愛玲來美後的長期孤獨生活，讀者向來感到神秘不解，現在可以這種警戒心去解釋。第二，這種警戒心，顯然是張愛玲反省自己年輕時的生活而得出的人生教訓。第三，這種警戒心可從「色戒」這篇小說取得證明。
張愛玲1950年時已寫成「色，戒」這篇小說 (離開與胡蘭成離婚的1947年不遠)，卻在其後30年不斷改寫，直到1979年才初次發表，並且要到1983年才結集出書 (皇冠的「惘然記」)；這一遍遍的改寫，正好反映張愛玲對這篇小說的重視，也反映出她一直肯定小說中所描寫的警戒，從未放棄過。(藝文隨筆，世界日報，9.18.2007)
改編自小說的電影，拍得好的很少；這個事實反映出，改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說對人對物往往有長長的描寫，電影很難把描寫都拍出來，所以「紅樓夢」很難改編，也從來沒有改編成功的例子。此外，小說的文學含意就更難以影象傳達，試問像「生命像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樣的句子，如何能以影象表現出來？
張愛玲的小說「色，戒」，是一個短篇，只有20多頁，李安把它改編為兩小時的電影，當然沒有像改編長篇 (例如「紅樓夢」)那麼困難；這對於他是有利的。不過，他改編「色，戒」卻遇到一個大困難：小說以情色為主題，但張愛玲對情色卻著墨不多，寫得很隱晦。
「色」尤其是小說的重點，所以如要改編，就非要把小說中所說的「色」交代出來。女主角王佳芝原來只想以美人計去誘捕和行刺漢奸易先生，但在過程中卻愛上了他；是什麼原因使她愛上易先生？據小說裏的描寫，主要就是「色」，亦即是性愛。
李安一再說，他拍「色，戒」，性愛的戲少不了，原因正是小說把「色」描寫為「情」產生的理由--女主角王佳芝在誘捕易先生的過程中，因與他有性行為，才對他生情，所以要拍王佳芝的愛情，就非要把兩人的床上戲拍出來不可。
但問題是，張愛玲在小說裏使用隱晦的筆法，沒有直接描寫兩人的性愛場面，只間接地作了暗示。例如，在尾段珠寶店那場戲，王佳芝在刺殺行動的關鍵時刻，醒覺到自己已愛上了易先生，發現「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那句惡俗的話，竟然應驗在自己身上，自己也因為性而愛上了易先生。
王佳芝愛上易先生，當然還有別的原因，例如，她的男同學和男同伴 (鄺裕民、梁閏生)都不能使她滿意，而易先生則溫柔憐惜，是愛她的--這是她在行刺前最後一刻的發現，因此才會在最後關頭，通知他，要他逃走。
張愛玲從頭到尾沒有直接描寫兩人的性行為，只間接地提到王佳芝兩度與易先生上床，又形容她「明艷照人」、「胸前丘壑」，表示她性感美麗，所以能夠吸引易先生。另外，張愛玲用了重筆去寫一個比喻--「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沖掉了」，這是暗示王佳芝對性愛的滿意感受。
相對於張愛玲的「隱」，李安採用的是「顯」的手法。李安表示，電影不同於文學，文學講究隱晦，電影卻是繪畫工具，要用鏡頭畫面把隱晦交代出來；要拍好張愛玲，不能把她的文字當作聖旨，必須借題發揮。就是這種「繪畫觀」和「發揮論」，使他不得不把小說中隱藏的「色」拍出來。
李安是改編高手，過去拍過的不少好片，都改編自小說--包括「臥虎藏龍」、「斷背山」和「理性與感性」，因此必定深明不能死守原著文字和自行發揮的道理。
「色，戒」將於本月底 (28日)在灣區上映，屆時必定要好好的去看，看李安如何把小說裏暗示的情色搬上熒幕，而又不致於背離小說描寫愛情的原意。(世界日報，9.14.2007)
因為太平洋戰事爆發，張愛玲在1942年離開香港大學，返回上海，並開始寫作，「傾城之戀」、「第一爐香」和「金鎖記」等著名小說，都是在1943年寫成的；同一年，她認識了胡蘭成，那時她只有22歲。1944年，兩人結婚，但1947年隨即離婚，婚姻只維持了三年。
從愛上胡蘭成到結婚、離婚，是那麼短暫，張愛玲的愛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擁有過人觀察力、寫過「傾城之戀」等小說的張愛玲，對小說人物的細微感情從不放過，更何況是自己的愛情，她不可能對自己的一段感情沒有感覺。
不過，她從未提起過那一段情，除了在1950年寫成的「色，戒」。這個短篇可能透露了她藏在心裏的秘密。
「色，戒」的女主角王佳芝，也是港大女生，因為愛國，所以與數名同學決定，以美人計去引誘和行刺汪精衛政府手下的特務頭子易先生。但行刺計畫未得逞，易先生已回上海，於是王佳芝與同學跟到上海，繼續行動。
胡蘭成替日本人做事，跟易先生一樣，也是「漢奸」，而張愛玲與王佳芝也一樣，都愛上了漢奸。在小說裏，王佳芝在行動的最後關頭，突然醒覺到自己愛上易先生，因此放他一馬，通知他逃走；可以說，她因醒覺而獲得愛情，卻又因通知易先生逃走而失去所愛，因為易先生逃出行刺圈套後，就下令追捕她和她的同伴，並且把他們一一殺掉。
對於「色，戒」這篇小說，李安把它與張愛玲自己的愛情連繫了起來。李安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張愛玲的一生缺乏愛--缺乏那種年輕浪漫的愛情，而「色，戒」這個故事要講的，就是要說出究竟是什麼斷送了她的愛。
李安還說到，有一段時期，他不喜歡張愛玲描寫的小說世界，但後來把她的小說與她的人生連起來看，才改變了不喜歡感覺，就像他從「色，戒」這篇小說悟到她其實在寫自己。
李安又解釋，張愛玲在「色，戒」小說裏所說的愛情，既神秘又有力量，因此他一直希望能把這種愛情的感覺拍出來。
王佳芝原本只想引誘和行刺易先生，卻在過程中愛上他，這個「愛上」的感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真是值得探討的情感，就像大家對張愛玲愛上胡蘭成同樣的感到興趣。
小說的描寫是，王佳芝和易先生是佔有與被佔有的關係，王佳芝的危險在於愛上佔有她的人；易先生在逃出圈套後，就下令殺了她和她的同伴，根據他在小說裏的解釋，那是因為：唯有這樣，他才可徹底佔有她，她因此「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
佔有的主題可能也在現實世界中發生。張愛玲愛上胡蘭成，接著又迅速離婚，大家對她這段情都難以說得清楚，不過，「色，戒」這篇小說的啟示可能是：年輕的張愛玲，愛上才貌出眾的胡蘭成，但在婚後，很快就看清楚胡蘭成在表面之外，並不怎麼樣，更重要的是，她發覺並不能佔有胡蘭成這個人，因此毅然中止她對他的單方面愛情。這種毅然揮劍之情應該就是小說以色和戒為題的意思。
張愛玲在1950年已寫成「色，戒」這篇小說，但一直沒有把它出版，直到1981年胡蘭成在日本去世後，她才在1983年把這篇小說放在「惘然記」 (皇冠)中出版。她在「惘然記」的自序說，非常喜歡這個故事，因此甘心一遍遍地改寫了三十年。三十年的等候，足以反映出她對當年那段感情的耿耿於懷和重視。
在自序裏，張愛玲又說，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既然如此，我們回頭看她跟胡蘭成那一段感情時，就會明白到，當時的她，可能正如王佳芝一樣，惘然地愛上了，並沒有問值不值得。(世界日報，9.11.2007)
過了勞工節，美國總統選舉的兩黨提名戰開始進入決戰階段，現在應是我們去了解選戰的時候了。筆者認為，在民主黨方面，喜萊莉已穩操勝券，她不僅在民調上大幅領先主要對手歐巴瑪，更重要的是，她已在選民心中建立了「經驗勝過對手」的印象。如果歐巴瑪在餘下時間中無法改變這種印象，他將在被認定「欠缺經驗」(只當了兩年半聯邦參議員)的情況下輸掉這場選戰。
至今為止，歐巴瑪提出的競選主題是「改革」 (change)，而喜萊莉的主題則是「經驗」 (experience)；兩人之間的角力，因此變成為「改革VS經驗」。
歐巴瑪在今年初宣布參選後，即以改革為號召。他所謂的改革，主要是改變華府的黨爭政治和團結全國，這正是他的「後黨爭」 (post-partisan)主張。
勞工節那天，歐巴瑪在新罕布夏演講，又以改革為重點，並且攻擊喜萊莉，指她是華府中人 (insider)，糾纏在華府黨爭政治的惡習之中，所以難以推行改革，而他自己則是局外人 (outsider)，一旦當選，就可徹底推行改革。
喜萊莉在勞工節前一天也到新罕布夏拉票，她打破數個月來的沉悶，告訴支持者說，她當選總統後，要實現四大目標 (four big goals)；接著，又再發揮「經驗VS改革」的論題，指出沒有經驗和能力的人，不可能帶來真正改革(real transformation)，而沒有經驗和能力的人說改革，則只是空談。雖然沒有點名，但她的話顯然是針對歐巴瑪而發的。
全國和加州的民調都顯示，喜萊莉的支持度大幅領先歐巴瑪--上月17日公布的一項加州費爾德民調還顯示，她領先歐巴瑪30個百分點(49:19)，選民顯然已經接受喜萊莉「經驗勝過對手」的說法。
歐巴瑪大談改革，那是很動聽的，因此吸引到不少聽眾，但是當選民在考慮把票投給誰時，就難以放下他欠缺經驗的事實。與他相比，喜萊莉在白宮八年，又當了聯邦參議員六年半，更何況柯林頓以前還當過州長和州檢察長，選民都很清楚，在柯林頓這些經歷中，喜萊莉一直與他並肩作戰，所以沒有人懷疑她的經驗和能力。
其實，所有美國總統選舉都必然以改革為競選主題。在這次民主黨總初選中，除了歐巴瑪，愛德華茲也同樣以改革為號召，喜萊莉雖然表面不說，但政綱實際上仍是改革。她所說的四大目標，都是要求改變現狀，亦即是要求改革。這些目標包括：恢復美國的國際地位、改革 (reform)聯邦政府、重建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所依賴的經濟、以及奪回 (reclaim)美國年輕人的未來。
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柯林頓1992年第一次參加總統選舉時的競選主題，也是改革 (主要是經濟改革)；在喜萊莉現在的四大目標之中，經濟改革那一項的內容就是以柯林頓執政時的經濟政策為藍本。1992年是如此，2007年也是如此，都是強調改革，前後一貫。我們只要翻開美國的總統選舉歷史，就會發現，競選主題離不開改革；因為唯有提出改革，才能勾劃出對未來的希望，選民有了憧憬，才會把票投給提倡改革的人。
既然改革是慣用主題，那麼參選人在談改革時，重點就不在於一味空談改革，而在於能夠讓選民相信，提倡改革的人具有經驗和能力去實現改革。歐巴瑪批評喜萊莉，說她糾纏在華府政治的的巢臼之中，這個說法剛好證明喜萊莉擁有華府經驗，也反映出自稱局外人的歐巴瑪缺乏這種經驗。試問欠缺華府經驗的人，如何可以在華府的政治環境中去實現改革呢？(世界日報，9.7.2007)
這裏說的威尼斯，與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無關，也跟正在舉行的威尼斯影展無關，而是指剛於數天前開張的澳門賭場「威尼斯人」(Venetian)。這家號稱全球最大的賭場，是香港最近數天的最大新聞話題；它在28日至1日開張的頭5天，入場人數突破35萬，單是1日那天，入場人數就超過10萬。
「威尼斯人」的全名是「澳門威尼斯人賭場度假村」，設有三條室內運河，遊客可乘船，來往於占地18萬平方呎的商店街道， 另有一個1萬5000座位的表演廳、一個120萬平方呎的會議中心、一座32層高(3000個房間)的旅館，是全球第二大賭場度假村。不過，它的賭場占地60萬平方呎，擁有4100台角子機和全球最多的850張賭桌，所以是全球最大的賭場。
澳門已有賭場數十年，但賭博業近年風起雲湧，出現一波至今方興未艾的浪潮，澳門去年的賭博業收入達69億5000萬元(美元)，首次超過拉斯維加斯 (69億元)，正式成為全球最大賭城。(註：加州的印第安賭場去年收入為77 億元。)
澳門賭博業的興盛與開放競爭有關。澳門在1999年回歸中國後，隨即於2002年開放賭博業，讓外國財團參與競爭，拉斯維加斯的財團於是爭相加入；其中，金沙集團(Sands)2004年已有一座賭場搶先開張，今年又有全澳門最大的威尼斯人啟用；另外，永利集團 (Wynn)開設的永利賭場，已於去年9月落成啟用。香港商人呂志和開設的銀河賭場，也在去年10月開始營業。雄霸澳門賭業40年的賭王何鴻燊，不甘示弱，重建葡京賭場為「新葡京賭場」，與「威尼斯人」、「永利」和「銀河」成為澳門目前的四大賭場。
中國賭客是澳門賭博業興盛的原因。澳門是中國 (包括香港)唯一賭博合法化的地區，中國大陸50個城市已向澳門開放自由行，「到全球最大賭城一遊」已成為數以億計中國民眾的旅遊願望；威尼斯人開張5天，入場人數破35萬，就是最好的證明。
香港傳媒數天來的報導顯示，威尼斯人的遊客無不稱讚它規模龐大，但遺憾的是，卻沒有人指出，澳門不應無限制地擴張賭業，引發中國人民的賭性，使中國人民成為賭博的受害人。
中國政府和民眾 (包括香港人)，最近無不異口同聲地批評美國懷著政治用心，藉口玩具有毒，一波波地回收中國玩具；但是，卻沒有人批評美國把有毒的賭場輸入中國。至於美國，更明顯地出現雙重標準，一方面拒絕來自中國的有毒玩具，另一方面卻向中國大舉輸出有毒的賭場。
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和澳門不約而同地在經濟上走中國路線，藉著中國經濟崛起而發財。不過，澳門選擇的賭博業，顯然要比香港選擇的金融業，更有經濟效益。人口只有50萬的澳門，因賭博業興盛，去年遊客人數突破二千萬，經濟成長16.6%，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去年個人平均所得首次超過香港 (約為2萬7000美元)。
人有賭性，華人賭性尤重，這正是加州印第安賭場禮遇華人顧客的原因。離開舊金山灣區只有一個多小時的發達谷賭場，不僅設有中國廳，連荷官也用華裔人士，並且天天在灣區的電視和報紙，向華裔社區大打廣告。美國財團看中華人愛賭的特性，要以澳門為基地，瞄準13億中國人，只求賺錢，不顧其他，中國政府和人民實在不應漠視賭博帶來的禍害，任由賭場集團操縱一切。(世界日報，9.4.2007)
瑞典導演柏格曼(Ingmar Bergman)與美國的關係，當然不止於他的電影在美國放映，不止於他得過三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1961年的「處女之泉」、1962年的「穿過黑暗的玻璃」、1984年的「芳妮和亞歷山大」)，也不止於紐約市在1983年為他舉行過為期四個月的電影回顧展。他與美國的最大聯繫是美國著名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
柏格曼是電影史上最傑出導演之一，數十年來在全世界擁有無數影迷，而艾倫則是公認的第一號柏格曼粉絲，柏格曼自己固然承認，艾倫也以此為榮。艾倫日前(8月1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悼文中還一再重申，柏格曼是歷來最偉大(the greatest)和藝術成就最高(the finest)的電影導演。
艾倫在1966年第一次看柏格曼的電影，一看就愛上了，自始從未變心。對於柏格曼的62部電影，他反覆地看，細節了然於心，在接受訪問時，隨口可說出種種細節。(情況就好像楚浮看了希區考克的「鳥」37次，金庸讀資治通鑑無數次。)
艾倫又是柏格曼的朋友；住在波羅的海一個小島的柏格曼，常與住在紐約市的艾倫通電話長談，不過，柏格曼每次邀請艾倫到他的小島時，艾倫都拒絕，因為艾倫說那裏鄰近蘇俄，又要坐小型飛機才能抵達，他不願也不敢接受這樣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