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舊金山華裔市議員趙悅明在本月18日遭聯調局搜查後，主流報紙天天爆料，幾乎每天都在揭發他的秘密─例如，他填報的選區住址有問題；他的選舉經費有問題；是他先找快可立餐廳；他家擁有的一棟建築物開設藥用大麻分銷中心；他家擁有的另一棟建築物去年被人縱火；他為求快速攀升，開展政治前途，以致缺乏籌款耐性，自掏腰包拿錢出來作選舉經費，又一直「更換」政黨，先加入共和黨，再轉為「獨立人士」 (independent)，最後才改為加入民主黨。
主流報紙天天揭秘，顯得火力十足，讓人感到矛頭對準趙悅明，有「非要把他拉下馬」的感覺。
但是，如果就此遽下定論，認為主流報紙對華裔市議員不友善，甚至反華裔，那是過於倉促的立論，很難站得住腳。
站不住腳的理由大概來自三方面，第一，趙悅明數月前才當選，仍是新科市議員，本來就是新聞焦點；聯調局又沒有對突擊搜查作說明，讓人產生聯想；再加上公眾還不認識趙悅明，不知道他的背景，所以難怪主流報紙對他產生興趣。
第二，這次爆料的消息來源，幾乎全是市政府各個部門 (建築物檢查局、水務局、牌照局、消防局、警察局)，由於主流報紙向來是爆料對象，所以市府官員要爆料，少不了要找主流報紙的記者和專欄作者。
第三，主流報紙並非只攻擊華裔，例如，不久前，就揭發紐森婚外情的醜聞。
不過，雖然我們不能說主流報紙對華裔不友善及反華裔，但我們卻清楚地看到主流報紙對華裔社區缺乏同情和了解。關於這一點，最好以舊金山市立大學在華埠興建分校的事來作例子。
市立大學要興建分校，對於全市來說，就算不是重大新聞，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聞，但是對於建校計畫環境影響報告公布後在華裔社區引起的巨大爭論，主流報紙卻很少報導；更重要的是，主流報紙對於建校是華埠社區的利益所在，幾乎不聞不問。這些情況充分反映出主流報紙對華裔社區缺乏了解和同情。
主流報紙雖然對這次市大華埠分校引起爭論很少報導，但不久前卻以長文報導計畫興建的新校舍是龐然巨物，在風水上會對社區造成不利。這種對風水的興趣，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不了解「風水」這種神秘的東方事物而產生的。
以主流自居的美國報紙，向來有同情少數族裔的新聞手法。例如，紐約時報評論版就設有一個專欄 (Bob Herbert)，專從非裔立場和利益出發去討論問題；舊金山紀事報也有一個類似的專欄 (Chip Johnson)。但是這兩份大報，卻沒有專從亞裔立場 (更遑論華裔立場)去看問題的專欄。為什麼只為非裔說話，卻不為亞裔或華裔說話？
我們當然無法期望主流報紙為我們說話，更不能希望它們能鋤主流之強扶少數之弱，站在華裔社區的立場，為華裔社區爭取權益。
可是，主流報紙既然是主流，就應該有了解少數族裔的義務，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減少因缺乏同情和了解而導致的是非不明。華裔社區也應該採取行動，去影響主流報紙對華裔社區的態度─例如，投稿、寫信給主流報紙，這樣或許有助於增進了解。(藝文隨筆，舊金山世界日報，5/29/2007)
在上周公布的市立大學華埠分校環評報告中，研究人員除了建議興建一棟244.5呎高的17層大樓外，還提出了由A至E的五項「其他方案」。在這五項方案之中，其中四項都是兩棟大樓式的設計，因此華埠這次要興建的校園，到底要採用一棟大樓式設計還是兩棟大樓式設計，已成為爭論焦點。筆者的意見是「捨二取一」─即採用一棟大樓式的設計，放棄兩棟大樓式的設計。
在報告列出的A、B、C、D四項其他方案方案之中，B方案又分為B1和B2，D方案又分為D1、D2及D3，所以實際上變為A、B1、B2、C、D1、D2及D3共七項選擇。
由於這七項選擇都是要興建兩棟大樓，所以浮現出一個基本問題：是否要在同一地點興建兩棟大樓，還是要在分開的兩個地點去建兩棟大樓？
A、B1和B2各自的兩棟大樓，都同在一個地點興建 (即華盛頓街的選址)。A方案要建兩棟65呎的大樓，B1方案則建一棟201呎大樓和一棟65呎大樓，B2方案則建一棟201呎大樓和一棟78.5呎大樓。另外，C、D1、D2及D3各自的兩棟大樓，則建於兩個地點；C方案在企李街和華盛頓街
(188.5呎)，D1、D2及D3則在華盛頓街和聖瑪莉學校。
A方案要在華盛頓街建兩棟65呎大樓，好處是樓低，阻擋視野景觀的程度不嚴重，但這項方案的最大弊處是，兩棟65 呎大樓所能提供的使用面積，還不到一棟17層大樓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由於使用面積少，因此不能滿足教學需要。如果市立大學校董會最後決定採用A方案，則必須另行在華埠和北岸區租用地方，才能安頓全部學生。
B、C及D三項方案都要在華盛頓街興建其中一棟大樓，如要滿足教學需要，樓高必須在188呎以上，因此這三項方案雖然採用兩棟大樓式設計，但仍會阻擋視野景觀。
A、B、C及D四項兩棟大樓式的設計最難令人接受的是，建築費、運作費和維修費都超過一棟大樓式的設計。關於運作費和維修費，常識就足以了解，因為兩棟大樓的維修和運作較一棟大樓為複雜，需要更多人力物力。
至於建築費的問題，可以這樣了解：如果兩棟大樓式的設計要提供跟一棟17層高大樓同樣數量的使用面積，那麼，兩棟大樓的建築費會大大超過17層高的一棟大樓。報告舉了B方案為例：如果B1及B2兩個方案的兩棟大樓要提供17層高大樓的同樣面積，那麼，兩棟大樓的建築費將會超過一棟17層大樓2700萬元。
兩棟大樓式的設計建費高，還會引出其他問題，例如，如果採用B方案，因為建費多了2700萬元，市立大學可能經費不足，又可能無法同時撥款，因此不能讓兩棟大樓同時興建；建築期延後，又會使華埠及北岸區部分現有學生得不到服務。
上述情況都顯示，兩棟大樓式的設計較一棟17層高的大樓來得複雜和不可行。其中的困難，相信會在公聽會和校董會的討論中陸續浮現出來。由於這些存在著這些困難，所以「捨二取一」顯然是較為合理的選擇。
報告除了建議採用一棟17層高大樓的設計之外，還列出一項E方案，這也是一棟大樓式的設計。E方案的教學大樓的興建地點選在費爾伯街 (Filbert St.)，樓高則為9層或10層 (135呎和152呎)，但無論是9層還是10層，大樓所能提供的使用面積，都不足以應付教學需要；所以，如要在17 層與10層 (或9層)之間作選擇，毫無疑問，17層是最佳的選擇。(藝文隨筆，世界日報，5/22/2007)
法國坎城影展開鑼，又是王家衛風光的時候。過去十年，王家衛一直是坎城常客，今年他的新作「藍莓夜」(Blueberry Nights)又被挑選為開幕影片，使他成為開幕首天最出鋒頭的人物。王家衛在坎城獨領風騷，不禁令人想到，為什麼他總是在坎城風光，而不是在奧斯卡揚名？
王家衛在奧斯卡出不了頭，基本原因在於奧斯卡和美國影壇的孤立排外，沒有坎城和歐洲影壇那樣開放，願意接受別國的電影。坎城的參展影片來自世界各國，評審大部分是國際著名電影人，評審標準兼重藝術和商業兩方面的價值，而且年年把最佳影片獎頒給外國電影，這種真正開放、接受世界各地電影的胸襟，確實不是奧斯卡所能擁有的。相比之下，奧斯卡顯得孤立和排外，參選電影全是美國片，雖設有一項最佳外語片獎，但只屬陪襯，可有可無，對於奧斯卡作為美國本國的影展不損分毫。奧斯卡的國內性格(domestic)與坎城的國際性格(international)，是截然不同的。
除了奧斯卡，作為美國影壇象徵的好萊塢，也是排外的。這個全球電影重鎮，除了偏重電影的商業價值和不重視電影藝術之外，在電影製作方面，則處處受制於工會制度，外國電影人除非受邀，否則想「打進好萊塢」實在很困難。吳宇森是「好萊塢的客人」，他之所以受到邀請，是因為好萊塢要移植港片的動作設計；成龍電影之所以能在美國擁有一定票房，是因為李小龍打下來的動作片基礎；武指(武術指導)袁和平等受到好萊塢禮遇，也是因為武打動作。好萊塢沒有武打動作，這是一切與武打動作有關的電影元素都受邀進入好萊塢的原因。
王家衛的「藍莓夜」，是自己帶隊來美國拍攝的，拍攝隊伍都不是美國人，男主角裘德洛和女配角都是英國演員，女主角諾拉瓊絲雖是美國人，但首次演戲，還沒有加入演員工會。這些都反映出王家衛必須飛越好萊塢，才能來美國拍片。
王家衛繞過好萊塢，也有好處。這樣，他反而無須受好萊塢的牽制(例如資金、演員、攝影師和後期製作等的牽制)，能夠保持自己的電影風格。「王家衛電影」的基本風格在於刻意經營，把重點放在「感覺」之上；所謂「感覺」，就是王家衛名作「花樣年華」英文片名「In the Mood of Love」那個「mood」字。看他的電影，觀眾不能期待故事情節，而是要去抓住每段戲每個鏡頭所傳達出來的「感覺」。例如，張曼玉在六十年代狹小房間裏看別人打麻將時的「情懷」；她走下窄窄的木樓梯與梁朝偉擦身而過的「感覺」。這種電影風格，當然與好萊塢典型電影「蛛蜘人3」完全不同。
現在的國際影壇，正在上演一幕三國故事。以好萊塢為首的美國電影向來是霸主，占據國際市場，要它接受外國電影是很困難的。歐洲片(主要是法意德三國的電影)是第二勢力，但實力不及美國片，因此較易於接受外國電影。第三勢力就是華語電影。
隨著中國經濟擴展，中國電影也迅速崛起。第五代導演正在走紅(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第六代導演則正在搶出頭(賈璋柯、王小帥、陸川)，比第六代更新的導演也開始冒出來。中國電影人才多，市場又大，所以發展甚快。此外，中國電影又與港台電影合而為華語電影，因此足以成為國際影壇的第三勢力。
迅速崛起的中國電影，將有力挑戰美國電影的獨大地位，這是國際影壇正在上演的美歐中三國故事。美國電影是屠龍刀，中國電影是倚天劍，現在的形勢正是：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藝文隨筆，世界日報，5/18/2007)
本欄上篇說到普立茲獎作者艾撒遜(Walter Isaacson)的新書「愛因斯坦傳」(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和思想創新的問題。艾撒遜在書裏說，愛因斯坦自小養成不信權威、喜愛獨自思考的性格，所以他後來在思考科學問題時，能夠拋開既有的科學觀念和另闢蹊徑，結果創造了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學說。今天繼續思想創新這個話題。
艾撒遜在書裏說，愛因斯坦的思想創新源頭不只是向傳統物理學「造反」(rebellious)的意識，另外還一個「信仰」(faith/belief)的源頭。 艾撒遜的說法是，愛因斯坦並不相信「上帝」─人格化的上帝、能夠操縱人們命運的上帝，但是他卻相信宇宙為「上帝」所造，因為宇宙的構造顯得那麼完整和諧，所以背後必定具有構成完整和諧的規律法則(laws)。 書裏說，愛因斯坦對宇宙具有秩序規律的信仰，對他的科學思想產生巨大影響。愛恩斯坦說，他在面對宇宙的神秘時，雖然不了解，但卻深被神秘所吸引，並且堅信神秘的背後具有規律秩序，所以設法了解那些規律秩序。這就是他走上科學研究之路的出發點。
書裏說，愛因斯坦的宇宙秩序觀在思想上給予他無限的信心；宇宙是那麼的森嚴有序，背後必有其規律法則。這種信心，又賦予他無限的想像空間，讓他去想像在牛頓物理學以外的可能性。
但是，愛因斯坦的「宇宙具有秩序和法則」的信仰，對我們一般人會有怎樣的啟發？對於我們日常生活上的思考會有什麼幫助？
我們一般所謂的「學問」─例如哲學、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必然各自包含一套知識，人必須去「學」，才能得到一套套的知識；反之，如果不成一套知識，就成不了學問。這一套套的知識學問，都應該各自形成一個系統(system)或秩序(order)，而在一個個系統一個個秩序之內，又必有各自構成系統、秩序的法則(laws)。只要這樣去想，「秩序」的觀念和「法則」的觀念就出來了。
我們平時生活，都必須要去了解事物，而秩序和法則的觀念在了解事物時都有著重要作用。例如，我們去讀一本書或看一部電影，會對之作「解讀」，這時，我們就有必要把書或電影看作為一個系統，然後再尋找構成系統的法則。當我們找到書和電影的系統和法則時，那就是我們成功解讀一本書或一部電影的時候。
值得強調的是，當我們把一本書或一部電影看作一個系統時，這個想法立即賦予我們想像空間，讓我們有了思考上的追求目的(即構成系統的法則)。這種既賦予追求目的、又賦予想像空間的思考方法，應該是深具實用價值的。
艾撒遜在傳記裏強調，愛因斯坦因為同時具有向傳統物理學「造反」和堅信宇宙具有「秩序」的兩種思想取向，所以能夠拋棄傳統物理學，卻又對宇宙秩序深具信仰，因此能夠另闢蹊徑，創出他自己的學說。「造反」和「秩序」這兩種相反的意識，卻在愛恩斯坦的思想中結合為一，這正是他能夠創新的基本原因。對於我們這樣的常人來說，雖然愛因斯坦是天才，他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並非常人所能學習，但是「造反」和「秩序」這兩種思想取向，卻是值得學習的。(藝文隨筆，世界日報，5/12/2007)
舊金山市立大學要在華埠興建分校，卻引起爭論，開始時爭論要不要興建，然後再爭論要不要興建高層的大樓。筆者認為，在華埠設大學，是再好不過的事，最值得支持；至於大樓的高度，則越高越好，總之，大樓的使用面積要滿足教學需要，如果不能興建27層，17層也不錯，沒有只建7層的道理。
為什麼說是最值得支持？這可以從華埠發展這個角度去看：因為華埠要發展，所以有必要在華埠設大學。
舊金山華埠雖然「開埠」一百多年，但發展仍不夠全面，除了被老美看作為觀光地點外，對於本地華裔居民來說，主要仍是「吃中國飯、買中國菜」的地方 (這種功能已比前失色，因為灣區的中餐館和華人超市越來越多)。華埠不應停留在現有情況，應該向前發展，不僅要為華埠數萬居民的需要而發展，更要為灣區整體華人的需要而發展，要把華埠發展為「為灣區華人服務的服務業中心」。
所謂「服務業中心」，應包括多方面的發展─例如作為經濟中心 (購物、中餐館、銀行、會計、律師等服務)、政治中心 (華人社團、華裔選民教育、新移民服務)、醫療中心 (醫院、家庭科和專科醫師)、教育文化中心等。長遠來說，灣區華人需要一個全面的服務業中心，而舊金山華埠則是最適合的地點。
在華埠各方面的發展中，發展為教育中心，最重要，也最有需要。華埠目前只有中小學和中文學校，沒有大學，但唯有大學，才能為成人提供教育機會，使新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可以就近上學，得到學習英語、中文、電腦、職業技能、音樂、繪畫和體育 (游泳、球類)的機會。除了這些實際需要科目，成年移民還可以學習美國歷史、政治、經濟等大學教育的知識，以便更容易地融入主流生活。在華埠設立的大學 (社區學院)，當然還可以擁有自己的課程特色，例如開設美華歷史、多元族裔關係、華裔從政從商、以及到中國學習中文等課程。
舊金山人口80萬，如以每15萬到20萬就應設立一所全面性的社區學院來看，那麼市立大學至少應有四所分校。我們打開地圖，就不難看出，在方形的舊金山，市立大學本部位於西南，另外三所分校應分布於西北、東北和東南。東北正是華埠和北岸區；將來，在華埠分校落成後，市立大學還要在西北的落日區附近和東南地區各建一所分校。
至於華埠分校的樓高問題，筆者認為，越高越好，因為教學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最重要。最好是27層，如果不能，那麼17層也好。如果設計上可建17層，就沒有只建7層的道理。地價那麼貴，為什麼只建低層，而不要高層？在選址旁邊，不是已有不少高樓大廈嗎？希爾頓旅館就有33 層，為什麼華埠分校只能建低層？更重要的是，只建低層，可能沒有足夠的使用面積去讓這所分校發展為全面性的社區學院。市立大學原來希望，華埠分校可供八千至一萬名學生之用，所以樓高的問題應以教學需要而定，其他的次要考慮都不重要。
設立大學和興建地鐵 (地鐵延伸至華埠，地鐵站可能選在花園角)，是華埠一百多年來的最重要兩項建設，是華埠朝向「全面服務業中心」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至於風水和阻擋陽光等的爭論，在華埠發展的大前提下，實在沒有討論的餘地。(藝文隨筆，世界日報，5/8/2007)
相對論發表一百年，愛因斯坦因此再次成為熱門寫作題材。普立茲獎得主作者艾撒遜 (Walter Isaacson)最近出版了一本大獲好評的愛因斯坦傳記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他在書裏說，愛因斯坦的生平和科學成就顯示出思想創新的重要性，而創新又是21世紀全球化競爭的最重要手段。筆者跟一般人同樣地對「創新」(creativity)感到興趣，因此正在讀這本傳記，希望從中找到一些能夠加強創新力的思考方法。
當然，創新是很困難的，無論讀多少教人「如何創新」的書，也好像對自己的創新能力沒有什麼幫助。在筆者記憶中，心理學家梅伊 (Rollo May)的「創新的勇氣」 (The Courage to Create)，已是這方面最好的一本著作；不過，梅伊的書除了說出創新的核心在於「出盡全力對思考對象進行思考」之外，就再沒有提出什麼好的方法─只補充地說，在對思考對象進行全力思考後，就可以放下不理，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創意會在出奇不意的情況下自動跳出來。
艾撒遜在書裏說，愛因斯坦主張獨立自由的思考，認為「培養獨立的個人很重要，因為唯有獨立，才有創意 (It is important to foster individuality, for only individual can produce new ideas.)。」
獨立思考的重要性當然沒有人懷疑，那是思考的最基本要求，因為如果不能獨立思考，就等於沒有自己的思想，根本談不上會有所創新。但是，只說獨立自由地去思考，對於尋找創意方法的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實際用處。那麼，在愛恩斯坦的思考方法中，還有些什麼創新之法？
艾撒遜在傳記裏很強調愛因斯坦的「不順從」(nonconforming)和「造反」 (rebellious)的性格，這種性格影響到他的思考習慣，也是他能在思想上創新的一項主要因素。書裏說，愛因斯坦小時學習語言有困難，形成喜愛獨自思考、懷疑既有觀念、以及挑戰權威的習慣。
艾撒遜認為，不順從和造反的傾向都反映在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上；從他創造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過程，都可看到放棄既有觀念和另闢蹊徑的「推陳」過程。
科學知識必須「推陳」而後才能「出新」的道理是很明白的，孔恩 (Thomas Kuhn)的科學史研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牛頓沒有推翻在他以前的物理學，也就不會有牛頓物理學，如果愛因斯坦沒有推翻牛頓的學說，也就不會有相對論。
所以，愛因斯坦的「推陳造反」思想取向，是創新的重要法則。當然，愛因斯坦是天才，在他的創新思考方法中，除了放棄既有觀念外，還有他與別不同的想像力。他在放棄牛頓的物理學觀念後，必須能在想像上有所跳躍(imagination leap)，才可以創出自己的學說。他曾經說過「想像比知識更重要」的話，從中可見他如何重視想像的作用。
愛因斯坦超乎常人的想像力，當然是無法學習的，但不應順從權威的方法倒是一般人也可以學習的。金庸以前辦報，喜歡在報紙裏設「怪論」專欄。怪論如何才能寫得出奇有趣？金庸曾開玩笑地說過，「別人說是，怪論就說不是」。舉例說 (筆者的例，不是金庸舉的例)，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被中共黨官罵為香港的「千古罪人」，按照金庸的方法，那麼怪論作者可以罵中共黨官為千古罪人。這種怪論法則與愛因斯坦向權威造反的取向，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藝文隨筆，世界日報，5/11/2007)